別再說「獵巫」了！你正召喚一段比想像中更殘酷血腥的歷史

為什麼重提獵巫故事？

2019年11月24日，韓國K-pop女星具荷拉(Goo Hara)在首爾江南區清潭洞的家中輕生身亡，年僅28歲。外界初時以為她只是因憂鬱症困擾，但真相更為殘酷—在2018年9月，她控告男友崔鐘範(Choi Jong Bum)家暴，對方卻反咬她動手，並威脅要散播她的私密影片。儘管警方最終判定男方非法拍攝並威脅她，網路輿論卻大多將矛頭指向受害者具荷拉，批評她「不檢點」、「毀掉女團形象」、「有錯在先」。

這段期間，她不僅在法律上為自己辯護，還要在媒體與網民的鍵盤審判中掙扎求生。具荷拉辭世隔天，金熙俊記者在11月25日的《朝鮮日報》上刊出評論，標題寫道：「這是現代的獵巫(Modern-day Witch Hunt)」，痛批媒體與網路輿論的雙重暴力。

極端歷史現象，為何成現代比喻？

今天你認知的「獵巫」，可能只是對某種輿論壓力的控訴。但在歷史上，這是一場持續超過三百年的群體暴力。

從15世紀末到18世紀初，歐洲共進行超過10萬場女巫審判，約有4萬至6萬人遭處決，其中絕大多數為女性。這些「女巫」被指控造成天災、瘟疫、牲畜死亡、性無能，甚至鄰人運氣變差也被歸咎——她們成了社會一切失序的代罪羔羊。

而你知道嗎？這場現象的心理種子，早在黑死病時期就已悄然埋下。

黑死病與仇恨種子：失控現實，轉控他人

1347年，黑死病席捲歐洲，短短數年間奪走了三分之一人口。當時人們無法理解疾病的科學原因，便將災難歸咎於「異端」與「女巫」。從鞭笞苦修派自虐求赦，到猶太人被指控毒水井遭屠殺，一切皆為人類恐懼的出口。

雖然真正的獵巫高峰出現在兩百年後，但黑死病這場瘟疫，已讓「將災難歸咎於他人」成為社會的一種潛意識。

女巫判定標準：非邏輯，是陷阱

你以為定罪某人為女巫時會有證據、證人、對質、審判？錯了。歷史上對女巫的「辨識」，往往荒謬至極，卻又被信以為真：

• 女巫印記（Witch’s mark）：身上的痣、胎記或疤痕，若刺之不痛或不流血，即為女巫印記。
• 水刑（Trial by water）：雙手綁起投入河中，若沉則無辜、浮起則為女巫。
• 惡魔性交供詞：以酷刑逼供，要求受刑人描述與惡魔性交的時間、地點、感覺。
• 審判者預設立場：只要鄰里指控、長相不合時宜、性格獨立者，即可能成為下一位受審者。

有位德國農婦克拉拉·蓋爾(Clara Geißlerin)，因鄰人覺得她走路姿勢「不像老太太」，被指控能騎掃帚飛行，最後在1597年被斬首處決。除了上述，更多聞所未聞的殘酷手段只為逼出「供詞」：

• 拇指夾(Thumbscrews)與脛骨夾(Shin Screws)：用金屬夾具緩慢且痛苦地擠壓拇指或小腿脛骨，直到骨頭碎裂。
• 吊刑(Strappado)：將受審者雙手反綁在背後，吊起身體，有時會加上重物，使其關節脫臼，肌肉撕裂。
• 睡眠剝奪(Sleep Deprivation)：強迫受審者數天數夜不能入睡，直至精神崩潰，出現幻覺，說出任何審訊者想聽的「供詞」。
• 拔指甲(Nail Pulling)或灼燒(Branding)：用工具拔除指甲，或用燒紅的鐵器灼燒身體。

為何是「她們」？信仰與性別雙重壓迫

你可能好奇：為什麼是女性？

首先，是宗教觀念的長期影響。聖經中的夏娃吃下禁果被視為女性天生誘惑與墮落的象徵，因此中世紀的教會教義常將女性視為「更容易受誘惑、更靠近罪惡」的存在。

舉例來說，一本由多明我會(Dominican Order)修道士海因里希·克拉默(Heinrich Kramer)與雅各布·施普倫格(Jacob Sprenger)於1487年撰寫的手冊《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m)就明言：「女人比男人更易成為魔鬼的工具，因為她們口舌不潔、信仰薄弱。」

再來，是父權社會對女性獨立性的恐懼。在當時的歐洲，女性若無父、無夫、無子可依，就容易被視為「不合常理的存在」——譬如寡婦、獨居婦人、草藥師、助產士，或是性格獨立的女子——她們既不順從家庭期待，也未依附男性，在當時的社會中顯得「不正常」，自然就成為最容易被獵巫的對象。

而許多逼供與拷問手段中，針對女性身體的羞辱與傷害尤其殘酷。除了前述的惡魔性交供詞，女性經常被剃去全身毛髮並搜查私處尋找「女巫印記」；更有甚者，施加乳房鉗(Breast Ripper)，用帶刺的鐵鉗夾住並撕裂乳房，旨在肉體和精神上徹底摧毀這些受害者。這都突顯這並非單純的宗教審判，更是一場結合性別歧視與暴力的殘酷行動。

他們膽敢這樣對待女巫？審判者與鄰居的心理

最駭人之處不是制度，而是人心。

你也許會問：這種事怎麼可能發生？這些執刑的人難道沒有良知嗎？但歷史上多數獵巫者不是冷血變態，而是相信自己正在「清洗罪惡」。他們在宗教與群體壓力中，將暴力合理化為「正義」。

英國的馬修·霍普金斯(Matthew Hopkins)自封為「女巫獵人將軍」，在1644~1647年間主導逾百起審判。他聲稱自己以神之名行動，實則從中斂財，每場審判皆收取高額費用。

這些執法者、鄰居、甚至牧師，他們不是瘋子，而是受信仰驅動的「平凡人」。

宗教與法律在場：非缺席，是共犯

《女巫之槌》指導如何辨識與審判女巫，是當時最廣泛流傳的「女巫百科」。

教廷與地方法院分別掌控精神與法律權威。許多獵巫案表面由地方執行，實則源於宗教氣氛的壓迫與默許。例如：在1620年代德國的弗爾達(Fulda)，主教本篤·馮·本澤(Benedict von Bentheim)任內，光是一場調查就處決了250人。

重提「獵巫」：我們要記得什麼？

今天，當我們在評論區、社群平台，甚至媒體上看到「獵巫」這個詞，我們不只是用它來形容一場不公正的輿論審判。

我們是在召喚一段人類集體歇斯底里的記憶。

我們是在提醒自己：

• 當社會陷入恐慌與不安時，「製造一個敵人」往往比「解決問題」來得簡單。
• 而那些被我們簡化為「不正常」、「可疑」、「該死」的對象，可能正像過去的那些女人一樣—只是想好好地活著。

這，是我們在21世紀仍須記得的歷史。

延伸閱讀

《黑死病：一場奪走全球45%人口的世紀浩劫》

《走訪法國史特拉斯堡：宮崎駿動畫的原型卻曾是獵巫最兇殘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