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礦工到看管牛隻都做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描寫崩壞農村諷共產體制：給下一代面對末日的力量
作者 : 徐采薇
圖片 : 達志勿轉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由匈牙利作家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奪得，他被封為「末日大師」，卻希望用文字帶給下一代面對末日的力量。
在這個終將毀滅的世界裡，他要扮演那簇寄予人們希望的火苗。
台北時間10月9日晚間，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宣布，由71歲的匈牙利作家卡撒茲納霍凱（László Krasznahorkai）摘下今年桂冠。他是繼2002年已故文豪克德斯（Imre Kertész）後，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匈牙利作家。
雖然東方世界對他相對陌生，但多年來，歐美文壇早已將他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
美國作家兼評論家桑塔格（Susan Sontag）封他為「當代匈牙利的世界末日大師」；負責頒發文學獎得主的瑞典文學院常任祕書馬姆（Mats Malm）亦盛讚其作品，「能在末日般的恐怖中，重新確認藝術的力量。」
即使已過古稀之年，卡撒茲納霍凱憂鬱的深藍眼眸，依然清澈深邃，彷彿可以看透世界的本質。
自我剖析》對人類世界具有反抗性質
他關注俄烏戰爭、關心底層人民、反對包括共產和法西斯在內的極權體制，每當他想到當今世界的現狀，就會感到格外悲傷，「我是個憂鬱的人⋯⋯，成為憂鬱者，也意味著對人類世界具有某種反抗性質。」他嘗試自我剖析。
卡撒茲納霍凱雖然將當代視為末日，卻不因此感到絕望，反而希冀以寫作為媒介，給予人們面對末日的力量。因此，在他的著作如《撒旦的探戈》、《反抗的憂鬱》、《戰爭與戰爭》之中，雖皆觸及毀滅與災難，但背後的真正核心，是凸顯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下，仍心存希望的人們。
要寫出宛如末日的氛圍，創作靈感也必然源於苦澀。欲探究其作品基調的源頭，就得回溯到卡撒茲納霍凱陰鬱蒼涼的少年歲月。
1954年，他出生在匈牙利東部小鎮久洛（Gyula）的中產階級猶太家庭，父親是律師，母親則在社會福利部門工作。在二十世紀初歐洲的反猶浪潮下，他的祖父刻意改姓以便融入社會；他直到11歲才得知自己的猶太血統。
他從小就喜愛閱讀，尤其是卡夫卡（Franz Kafka）和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充滿荒謬與怪誕的文字，更讓他深深著迷。
除了文學，卡撒茲納霍凱也擅長音樂。1973年，19歲的他進入大學，原想跟隨偶像卡夫卡的腳步攻讀法律、研究犯罪心理學，也想過要成為一名音樂家，但最終選擇主修匈牙利語言與文學。
流浪逃兵》從礦工到看管牛隻都做過
值得一提的是，卡撒茲納霍凱雖身處蘇聯附庸國匈牙利，選擇的畢業論文主題卻是反法西斯、反共產主義作家馬芮（Sándor Márai），顯露出反抗精神；他也曾入伍服役，但因為不願無條件服從而頻頻被監禁，最終選擇逃兵。
為了躲避兵役、也想體驗社會底層生活，他孑然一身地離開家鄉，並斷絕了與家人的聯繫，獨自遊蕩在街頭。
這段歲月，也真正奠定了他日後苦澀、晦暗的文學風格。
逃兵期間，他三不五時就得換工作，一開始做過礦工，但這位文藝青年當年瘦得不成人形，得靠夥伴幫忙才能推動礦車，無法長期棲身礦場，只能繼續流浪。
其後，擁有大學學歷的他，找到性質類似圖書館員的文化館館長工作，並指導羅姆人（吉卜賽人）孩子識字，與族人建立起深厚友誼，卻因此引起與羅姆人不合的匈牙利居民不滿，放火將文化館燒毀，逼他離開小鎮。
最終，他輾轉找到「一生最喜歡的工作」——負責巡視養牛場、在夜間看管約3百頭牛的夜間畜牧管理員。
這份工作，讓卡撒茲納霍凱有充裕的時間讀他心愛的卡夫卡，以及被他譽為「聖經」、英國作家勞瑞（Malcolm Lowry）的半自傳性質小說《火山下》。
那段居無定所，流連於酒吧、鐵路、車站和夜間列車的日子，讓卡撒茲納霍凱親眼見證共產制度下所謂公平的假象，「那些默默無聞地來到世間、生活、工作、養育子女然後消逝的人，共產主義曾承諾給這些人帶來公正的生活，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嚴詞指出。
見證這些苦悶的同時，文字，也成了他最好的寄託，他嘗試將這些所見所聞拼湊起來，由於沒有舒適的寫作環境，他養成了在腦中工作的習慣，只有當累積15到20頁的篇幅時，才會動筆寫下來。
▲（圖／取自Arbelos YouTube）
▲卡撒茲納霍凱的多本著作都曾被拍成電影，如《撒旦的探戈》1994年被改編成長達7小時的電影巨作，挑戰觀眾的觀影極限。（圖／視覺中國）
一鳴驚人》描寫崩壞農村諷共產體制
在對出版品嚴格審查的共產匈牙利開始發表作品後，卡撒茲納霍凱很快引起警察注意，曾遭拘留盤問，還被沒收護照，但他一無所懼。
1985年，他冒著惹怒政府的風險，正式發表處女作《撒旦的探戈》，描寫一個貧窮、崩壞的農村生活，結果一鳴驚人，至今仍是他生涯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
「包括我自己，沒有人能理解《撒旦的探戈》是如何得以出版的，因為它絕不是一部對共產體制『安全無害』的小說。」或許是鐵幕已搖搖欲墜，也或許是審查者想證明自己的道德勇氣，這部小說不僅順利問世，還獲得廣泛關注。
不只是故事中揭示的生活過於真實，卡撒茲納霍凱的文字風格也極具特色。或許是因為玩過音樂，加上崇拜果戈里、梅爾維爾及卡夫卡等作家，他的文字像樂章一樣充滿節奏韻律、不輕易中斷，例如《撒旦的探戈》的12章皆為單一段落，敘事相當緊湊。
「有趣的是，如果你想對我說什麼，其實也不用標點，這種語言使用方式，引導我形成一種既豐富又貼近日常語言的表達。」他解釋自己少用標點符號和段落的原因。
《撒旦的探戈》獲得的回響，完全出乎卡撒茲納霍凱的意料，因為他原本只打算完成一本小說，就回去玩音樂，在將手稿交給編輯時，還一度要求不要印上自己的名字。
這股牴觸與反抗，在他身上持續了很長時間，「我從未渴望成為一名作家，直到現在，我也不認為自己屬於文學圈的一分子。」卡撒茲納霍凱直言，對他來說，寫作更像是一種傳遞力量的方法，不該賦予任何利益與目的。
命運卻不知怎地，冥冥中不斷將他推向文學的巨流，「我原本只打算寫一本書，但在讀過《撒旦的探戈》後，卻不是很滿意⋯⋯。」他不諱言，自己對第一本書有些失望，令他萌生想透過另一部作品彌補缺失的念頭，「我想就再試一次，也許這次能成功，結果就這樣一部接著一部，再也停不下來。」
1987年，重獲護照的他，首次離開匈牙利，到西柏林進行為期一年的交流學習，「當時的西柏林，各類藝術家都被吸引到這裡從事創作，我們坐在同一家酒吧，甚至同一張桌子上，這種感覺真的很美好。」他清晰記得這段時光帶給他的薰陶。
「從那時起，我就從未忘記自由的滋味。」興許是因為德國的經歷讓其眼界開闊了起來，此後多年，他頻繁旅行，除了歐陸，也曾到訪東亞的日本、蒙古和中國，書中場景也開始有了變化。
例如，他的著作之一《天空下的毀滅與悲傷》，即是根據他到中國考察的經驗而來，描寫一位匈牙利人前往中國，試圖揭示其古老文化與當代社會間的關係，依舊離不開他對當地社會的思辨與觀察。
現在看來，卡撒茲納霍凱往往被稱作反烏托邦、反共產主義和反法西斯的代表作家，但他卻強調，「我從不想寫政治小說！我對共產政權的反抗，並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針對整個社會。」
▲卡撒茲納霍凱（右）在歐洲已是備受推崇的知名作家，見面會上吸引許多書迷排隊簽名。（圖／法新社）
勇於發聲》嗆總理對俄烏戰爭保持中立
他的反抗不只出現在文學作品裡，也在生活中實踐。如他曾公開批評現任匈牙利的威權總理奧班（Viktor Orbán）對俄烏戰爭的中立態度，「當俄羅斯入侵鄰國時，一個國家怎能保持中立⋯⋯，而且這話是由一個國家領導人說的，特別是被俄羅斯入侵過的國家。」他毫不避諱地點名批評，就像他書中的一貫作風。
「我是一個未經任命的時代記錄者。」卡撒茲納霍凱如此定義自己，他不僅用自己的雙眼和筆觸，為這個時代做記錄，對於眼前的「惡」更勇於發聲，這些都賦予了他的小說在文學之外更高層次的社會意義。
「我有義務描繪出那個沒有希望就無法存在的人，給予下一代一些東西，幫助他們捱過這個時期。」面對這混濁的當代末日，他由衷期盼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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