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導教師】劉韋廷：救不回學生的創傷，讓他從Super教師成為心理諮商求助者

「雖然大家都說不是我的錯，可是碰到協助的孩子離開，那種自我責備很難避免，畢竟陪伴了這麼久的時間，該做的努力都做了，我也很想知道，如果我在他生命中那麼重要，為什麼還是拉不住他？」
2024年，彰化縣線西國中專任輔導教師劉韋廷同時歷經榮耀與重擊。他成為全國首位獲得有「教師界奧斯卡」之稱的全國Super教師獎輔導老師，卻無法享受榮耀與喜悅，因為頒獎前兩週，他陪伴3年多的重度憂鬱症學生自殺離開人世。儘管是資深的輔導老師，沒能挽回學生的無力與無助也差點擊倒他，讓他必須尋求心理諮商，從「解決問題的人」成為「求助者」。

黝黑的皮膚、壯碩的身形，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畢業，研究所念台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的劉韋廷，把戶外教育結合輔導諮商專業，在任教的彰化縣線西國中成立登山隊，常被誤認為是「體育老師」。他把高風險家庭的孩子、拒學生、資優生全都拉進來，一起攀岩、登山、滑獨木舟、騎自行車，每月安排不同的戶外運動，在大自然中學習與體驗不同的真實生活，在這裡，只有需要一起解決的問題，沒有人是「問題學生」。

「我不太喜歡大家稱呼那些需要介入輔導的孩子為高關懷學生，其實在大自然中，大家沒有什麼不一樣，」劉韋廷說。

野營、上山、走進大自然，把「寂寞世代」拉出網路泥沼

他在地處偏鄉的線西國中任教超過10年，幾乎每個月都帶著學校登山隊的同學們往戶外跑。年後開學不久，輔導室旁的小房間就聚集著即將前往谷關野營的同學，他們上個月才剛登過合歡山，熟練地檢查出發前的裝備，分組討論著預計要在山上野炊的菜色，國中男生有時也常天外飛來一筆、口無遮攔，劉韋廷還是得適時扮起「黑臉」拉回正題。這些孩子沒有人叫他「老師」，都直接叫他「韋廷」。

「很多人問我為什麼要這麼累？」因為需要「接住」的孩子愈來愈多，劉韋廷說，近年來在教學現場看到愈來愈多有情緒困擾的孩子，拒學生的比例愈來愈高，但孩子們世界其實愈來愈小，各自窩在自己小小的網路世界，欠缺真實的感官體驗與連結，有如「寂寞世代」。他觀察，過去拒學生的類型多數是俗稱加入「*8+9」行列的孩子，經常要去廟會抓人，擔心他們太早社會化，外面有太多誘惑，才會不想來學校；現在多數則是「*繭居族」，都窩在家裡玩手機和手遊，反而得擔心他們不與人連結。

*8+9：源自於台灣民俗中對於「八家將」的台語讀音「pat-ka-chiòng」，過去刻板印象認為八家將陣頭參與者多是與幫派有連結的不良少年，今常被用來指有流氓形象的年輕族群，此代稱具負面意味。

*繭居族：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的定義，是指超過半年不接觸社會、不上學、不上班、不與外人交往，生活自我封閉的人，已被認為是一種嚴重的社會現象。

他把不同的戶外活動當作輔導的媒材，在登山隊不會特別去討論任何人的問題，而是盡可能帶來不同的真實體驗。問題不會因為一次爬山就迎刃而解，但當孩子們有機會轉換到新的場域，很多時候是因為取得正向人際互動，或是完成一件事情的成就感，對自己建立了自信，改變才會慢慢發酵。

劉韋廷也看到，原本在學校因為沉迷3C遊戲而拒學的孩子，不想進教室，卻願意來跟大家一起攀岩、爬山，走出戶外時可以沿路都不用手機，一直找老師講個不停。所以他展開雙臂歡迎不同類型的學生，撐起最大的彈性，等待改變發生。因為他相信，「輔導工作原本就不能只停留在問題發生後的處理，應該更向前積極預防，建立孩子的正向經驗。」

帶孩子走出戶外講起來容易，背後更要付出額外的時間與精力。國中生還無法什麼都自己來，他必須協助規劃行程、扛起所有的安全風險，有時還得自掏腰包，當起接送的司機。而且，不管是不是輔導的個案，只要學生有疑難雜症來找他，他也有求必應、盡可能協助，經常下班後還在處理孩子們的事情。

那個沒有救回來的孩子，成為心裡永遠的痛

儘管在旁人眼中活力充沛，對學生充滿熱情，但談起教學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他想到的不是什麼豐功偉業，而是曾經面臨到的「無能為力」。

他提起一名兩年前曾輔導的學生。這個女孩總是一年四季穿著厚重長袖，將自己包裹得密不透風；個性直來直往，成績不錯、沒有明顯情緒異狀，但卻在畢業旅行時被導遊發現手臂內側有明顯自殘的痕跡，轉介給輔導室會談。

「這孩子面談時不太講話，但是在網路上好像變了一個人，文字表達得非常清楚。」劉韋廷回憶，短短一個寒假，這個孩子的狀況急轉直下，憂鬱情緒惡化，她告訴劉韋廷，因為恐懼人群到沒有辦法去學校，自殘行為愈加頻繁。她甚至曾在晤談時恍惚地拿著美工刀，還曾經在教室內自傷，一路濺著血從教室走到保健室，讓目睹的劉韋廷和學生們都嚇了一大跳。

有一天，這孩子在深夜傳訊息給他，讓他膽顫心驚：「我快撐不住了，死了就一了百了」、「我不想要再努力了⋯⋯」當時他初步判斷可能因為面臨會考接近的壓力，身心狀況更不穩定，他除了啟動必要的通報程序，並持續與學生家人保持聯繫。

密切地關注與陪伴下，總算讓孩子順利度過危機，考上高中，畢業典禮還開心地回來看老師和同學，沒想到，高一下她的狀況又再度惡化而休學。「高中休學時她還有回來學校找我，跟我說想先休息，我們討論休學時可以做些什麼事情，聊了一下未來的生涯規劃⋯⋯」原以為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前進，無奈最後還是留下了遺憾。

劉韋廷最後一次接到這名學生的訊息，是給他送來37歲生日快樂的祝福，但隔沒幾天，就收到學生媽媽傳來的不幸訊息，孩子走了，留下了「希望大家不要再擔心她了」的遺書。

諷刺的是，這個孩子過世後兩周，他獲頒113年度全國Super教師國中組首獎，更是第一次有輔導教師獲得這項殊榮，各方恭賀湧入，沒有人知道他悲從中來。如今想起，劉韋廷的淚水仍忍不住潰堤，「當什麼Super教師呢？自己的學生都照顧不好了。」他不斷自責：「為什麼沒有更早發現？為什麼當初沒有強制就醫？」太多的「為什麼」找不到答案，就算已經是資深輔導老師的他，自己心裡的傷卻不知道該如何好好處理。

接住孩子前，助人者也需要一雙被接住的手

「有時候愈資深的助人者，愈會忘記察覺自己身體的疲憊和情緒界線。」劉韋廷觀察，身旁不乏對孩子付出一切、卻快要燃燒殆盡的老師，儘管政府有免費的心理諮商資源，但多數老師因為擔心提出申請會被貼上標籤，而不敢求助。去年（2024）底，他勇敢跨出第一步，透過衛福部「15～45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尋求心理諮商，成為「求助者」。他才發現，自己長時間大把心力投入在孩子的問題當中，忽略了自我照顧，當抽離了工作之後，生活中不知道剩下什麼，就連最愛的運動健身習慣，也默默荒廢了兩年。

劉韋廷表示，心理諮商讓他找到一位能信任的專業人士，陪自己一起整理紛亂的思緒，對於安定內心相當有幫助。尤其過去他自認「很懂自己」，但透過對話才發現，習以為常的行為模式與情緒處理，因為信念跟著自己太久，感覺不出問題，往往容易忽視身體發出的各種訊號。

除了學習將情緒與輔導個案的生命課題分開，劉韋廷也認為，政府在輔導制度的各個環節上，應該多提供校內老師們專業的援助，尤其在碰到棘手的重度憂鬱症個案時，現行所謂校外的「三級輔導資源」，往往因為校外人士能實際待在校內了解學生狀況、熟悉個案的時間相當有限，幫助也很有限。他建議，針對有可能危及生命的嚴重個案，校方應有強制介入住院的手段，避免更多遺憾發生。

新的一年，劉韋廷持續帶學生上山、下海，藉由大自然鋪陳的環境創造不同的真實體驗。但這次，他提醒自己，學習愛學生之前，要先學會愛自己，「每一個助人者都應該停下來檢視自己的狀態，必要時找人聊聊，想要一個人整理思緒也很好，但請千萬記得一定要開始，這條助人之路，才能走得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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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仔關心你：珍惜生命，勇於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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