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楊富閔：寫作，是把自己慢慢寫回來
[NOWNEWS今日新聞] 作家楊富閔，可說是文學改編的常客。他的作品時常變化成不同的模樣與讀者相見：《機車媽媽》被改編成繪本，《我的媽媽欠栽培》成了國樂歌劇，出道作《花甲男孩》則被改編為台劇《花甲男孩轉大人》，轟動全台，是開啟近代台劇風潮的代表之作。
楊富閔的文字，多關於台南，文如其人，時而爽朗大笑，時而認真分析寫作觀點，國語與台語交錯，犀利又詼諧。新作《出太陽》，以一條潛伏十五年來的時間線，紀錄了這位花甲作家一路書寫至花甲中年，與文字遠近相伴、彼此成就的軌跡。
鄉土的亮面與暗面
楊富閔出道早，還在就讀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三年級時，他的短篇小說〈暝哪會這呢長〉就已被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相中，邀請出書。隔年(2009年)楊富閔的另一篇短篇小說〈逼逼〉，榮獲第 5 屆林榮三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接著 2010 年，他就在九歌出版了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花甲男孩》。陳素芳形容，楊富閔把鄉土寫得現代，且同時有股真正的鄉土味所在。
約在 2010 年前後，許多新生代創作者開始述說起家鄉故事，而楊富閔的鄉土，多源自於他成長於台南大內鄉的童年往事，從大家庭裡的大小事，到鄉里間的婚喪喜慶。楊富閔的文字總是國台語交雜，成了一種他專屬的「氣口」（khuì-kháu），俗得有力，也讓人讀得有趣，那都是南部囝仔道道地地的日常話語。
「我們總是會對阿公、阿嬤家有種美好想像，好想回去吃阿嬤煮的麵⋯⋯尚好系每天都想回去啦！」楊富閔說話時總會多吐槽一句，「台南在我記憶中不是什麼世外桃源，永遠是飛沙走石，都在建設當中。我一直都很清楚它有亮面，也有暗面存在。」
文學人的休息，依舊得靠「寫」
今年，是楊富閔出道第 15 週年，帶著最新的散文集《出太陽》一同登場，書腰寫著：「我在恢復中，包括我的文字、文體、文學的感性。會的。我會把自己，慢慢的，好好的，寫回來。」
從什麼傷裡恢復？「做文學也是有運動過量，出現各種毛病的時候。」楊富閔把文學比喻做重訓，會在日積月累中成長，有門檻需要跨越，當然也會出現運動傷害。《出太陽》裡頭，匯集他近兩年的創作狀態，一邊在台大讀博士班寫論文，一邊在台南大學兼課，每週南北往返。文學從興趣成了工作、研究對象，密度過高，也有需要休息的時候。所以睡覺很重要，楊富閔強調，睡覺也是創作的一環，有些文字得先躺在腦袋裡一起睡一晚，才能出來見人。
「做文學的人休息，也是要用寫的。」他笑著說，當時《人間福報》找他寫一千字的專欄，取作〈小腳的跋涉〉，想寫什麼就寫什麼，自在地寫，讓他把自己的文筆調節回了最舒適的狀態。「文學可以去很遠的地方，一下做研究，做電視，好像還可以做『鐵牛運功散』咧！但最終，都還是要回到桌前寫作。」就像漫畫家藤本樹在《驀然回首》中所繪，創作乘載了再多情感與意義，最終都得是一筆一畫，由創作者待在桌前親手實踐。
從自己的肚臍眼開始寫
楊富閔的產量多，15 年間出了 10 本，比起沒靈感，他更怕作品放到生垢。他也不曾擔心自己的書暢不暢銷，「其實我沒想過我會有什麼讀者，很奇怪。」後來，仔細想想，楊富閔發現他的讀者似乎都和他一樣，關懷著相似的事物。
「會對寫作有興趣的，應該都同樣好奇著自己為何會來到這個世界。」楊富閔認為「自己」就是自己寫作最好的題材，因此在他的故事裡，「我」的存在總是重要，「很多人會說那是在寫肚臍眼，但肚臍眼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小看自己的經驗。」許多鄉土的記憶，也都是從個人生命故事說起，化為一整個世代的共鳴，像耆老們的口述歷史就是最好的例子。
尤其在 AI 時代裡更是如此，AI 什麼都能寫，詞藻華麗，「但 AI 不曉得我今天看到太陽有多感動。」楊富閔說，創作真的不能管別人怎麼想，所有的光怪陸離都該回到文字思考的脈絡，如果寫作還得左顧右盼，就不享受了；要是不享受，那做文學還有什麼有趣的呢？
做文學就該是自得其樂的，這楊富閔從國小就很擅長。「我覺得遊戲一直是我的特質。我說的遊戲是『遊』與『戲』。」楊富閔曾這樣形容自己的創作過程。這樣的「遊戲感」或許可追溯自童年，他會在古厝外的電話亭打電話給自己，再看著阿公賣力地喊著自己的名，問他為什麼這樣做，他也不知道，或許在現實與想像之間來回切換，滿足了他的觀察欲和角色扮演欲。
老師出的作業多，放學後他就先到雜貨店買罐黑松沙士，回到家裡客廳，一旁的阿嬤看著再次重播的《阿信》，他則作業配汽水，汽水還必須是倒到杯子一口一口啜飲才行，儀式感滿滿。寫完功課，就寫故事，把電視裡看到的卡通寫成自己的版本，場景就在大內，沒給別人看過，那時的讀者只有自己。
五六年級則因暑假作業而寫起日記，長大後翻來依然有趣，原來小時候想的事情與現在也差不多，甚至收錄進《我的媽媽欠栽培》，叫〈小花甲日記〉，「無聊暑假午後的一景一物，其實都是後來創作的預告，日記真的很重要，裡頭是很素樸的自己，當時寫到的人物後來也都出現在我的小說裡。」
寫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高中後，課業繁忙，日記沒空寫了，「但創作的慾望還是會『夯起來 (giâ--khí-lâi)』——我真的好喜歡『夯』這個字喔！」楊富閔略帶誇張地演繹道。
「夯」起來的慾望帶著他進到圖書館裡，讀著在地文史，想寫的大江大海則流入即時通、MSN、奇摩家族、無名小站⋯⋯如今這些都不復存在了，但沒關係，做文學就像重訓，有些事情是刻在肌肉裡的。
年輕時的寫作靠著熱情與蠻勁，「有時力道下得太重，隱私與公開的距離沒有顧忌，那叫誠實嗎？可能也算是種不太成熟。」楊富閔回想，是到了這兩年，寫作開始更懂得著力（tio̍h-la̍t），《出太陽》是他寫得最游刃有餘的一次。
「在作品裡看到自己的轉變很重要。」對楊富閔來說，每本書都是個獨立的他「自己」，就像台南，依舊是那個老地方，但已經不是童年裡飛沙走石的模樣。台南在改變，自己也在改變，他將每次回家或離家都會看到的台南景色放在《出太陽》的書封來紀念。
「寫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楊富閔在書中的最後一句如此寫道，做文學的人，就像做田的人，一步一腳印，老實地做。博士畢業後的楊富閔開始在臺北教育大學任教，不再週週南北跑，往返的時間維度拉寬了。接下來楊富閔的文學會變成什麼模樣？他自己也好奇地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