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最現代化的社會，鬼依然存在——人類學家李安如談《女工之死》
文／陳苓云
為什麼人總是怕鬼，卻又對鬼故事著迷不已？你知道，在人類學中，「鬼」是一種研究主題嗎？
《女工之死：後工業時代，一則關於鬧鬼和空間記憶的人類學敘事》，人類學家李安如從半世紀前高雄旗津渡船事故的罹難者——25位年輕未婚女性勞工的逝去寫起，述說隨之而來「鬧鬼」傳說，如何牽動地景轉變、喪葬制度改革，以及民俗信仰、女性主義、國家力量之間的拉鋸與交鋒。
「我希望能提供讀者一個看待鬼的新觀點：鬧鬼不一定是負面的，它代表背後有問題需要被討論。」
當我們怕鬼，真正怕的是什麼？
李安如指出，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鬼」，是所有文化都需要處理的現象。
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的秩序，好讓每個存在都有自己的位置，無論現世、往生或來生，靈魂都能依循這份秩序，在不同的宇宙找到歸屬。
然而，當秩序被破壞了，個體成為「擺不進去秩序、找不到位置」的存在——成了永恆的無家者，那當然就會有怨恨，需要被安撫（或馴服），於是出現「鬧鬼」的現象。
以《女工之死》中的故事為例，25位年輕女工在通勤途中罹難橫死，未婚、無後的她們，無法依循傳統漢人文化的秩序成為祖先，獲得祭拜與歸屬，進而被視為「有怨的鬼魂」。合葬與設墓，成了家屬安撫的方式，也成了一座時代地景——二十五淑女墓。
但隨著時代推移，這樣的文化秩序也逐漸引發質疑。高雄女權會主張，不該以「未婚而亡」的角度看待這群女性，而應肯認她們在台灣經濟奇蹟中的勞動貢獻。她們倡議將「二十五淑女墓」改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讓這段歷史重新納入性別與勞動的脈絡，形塑出另一種對「逝者」的公共記憶。
同時，國家機器也藉此契機重新介入。高雄市政府希望翻轉過去藍領工業城市的形象，轉型成觀光與現代化共構的「海洋首都」，也推動了相關的喪葬儀式轉型。這樣的過程，其實也是一種對現世秩序的重新詮釋。
鬼的訴求，反映人渴望的尊嚴
「我們人類學常說，要去理解一個社會，不能只看它的制度，更要去看它怎麼想像生者與亡者、人間與冥界之間的連結。」
在《女工之死》的敘事中，李安如企圖讓讀者看見：民俗信仰、女權團體、國家這三方立場所代表的，其實是對「社會秩序」甚至「宇宙秩序」的不同想像，這三種想像沒有高低之分，都是在各自的脈絡中，追求更有尊嚴的生存方式。
李安如認為，人類學與其他社會科學的根本差異在於，人類學者所關心的是——人怎麼看待他所處的世界秩序？人如何在既有體系與結構的限制中，找到方式，努力活出意義與尊嚴？
她強調，生存的意義與尊嚴，並非抽象、形而上的討論，必須要放在一個清楚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脈絡情境下來理解。
就像在那個以製造業為主的出口導向時代，許多家庭的女兒進入加工出口區工作，這背後既有經濟考量，也是出自一種「未來會更好」的期待。這群女工所承受的勞動條件，是一種性別與階級交織的結構性不平等，但這也與她們身處的漢人社會中深植的文化秩序與宇宙觀密切相關。
「我想人類學家比較強調的是同理——不一定是同情，而是同理。我想要從這個角度，重新講一次這個故事，把脈絡說得更完整。」
尊重複雜性，鬼魂才得以安息
從同理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理解女性主義者對「二十五淑女墓」紀念方式的批判與主張，可以理解國家經濟發展的轉型需求，但也不該忽略在追求「進步」與「現代化大旗」的壓力下，家屬是如何努力尋找一條折衷之道，不違背傳統信仰，讓摯愛的女兒在另一個世界獲得尊嚴與安頓。
李安如指出，「理解」不是「認同」，「分析」不是「合理化」，人類學敘事的「中立」並不是價值真空，而是一種尊重複雜性的方式。
「這10多年來，學術界重新關注幽靈研究（spectral studies），其實是反映出當代社會的混亂。許多研究開始用『幽靈』作為隱喻，來處理殖民、奴隸制度與創傷記憶。」
什麼是殖民？當一種秩序以更大的權力聲量侵占、否定、破壞了另一種秩序，這樣的暴力，不正是殖民的本質嗎？
在《女工之死》中，民俗信仰、女性主義、國家發展三種宇宙秩序的相互交鋒，最終也透過表述的聲量，展現出權力的消長。
如果這三種秩序能夠互相理解，找到一種平衡共處之道，或許過去的幽靈便能安心投入來世的轉生，不再帶著遺憾的鬼影現身。
如果反其道而行，那麼正如李安如所指出的：「即使是最現代化的社會，鬼依然會存在——它是記憶、歷史、創傷與未竟之事的象徵。」
鬼魂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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