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噤聲：日常生活的動輒得咎

文／陳玉潔

寒蟬效應

在中國統治的陰影下，「自我審查」原本就深植在香港媒體日常運作中（區家麟 2017; Lee and Chan 2009）。然而，《國安法》實施後，中國的干預不再隱微，不僅是媒體，一般團體個人都可以感受直接衝擊，導致廣泛的寒蟬效應。

寒蟬效應如何形成，可由政府和公民社會兩個角度觀察。從政府角度而言，最理想狀態是只動用針對性的手段，即可令社會完全服從，關鍵在於以有限的成本（立法、執法和其他法律外手段）最大化效益（噤聲效果），使得政府不必全面執法也可收全面執法之效。為此，政府用法律劃定出的「紅線」經常刻意模糊，存在許多灰色、不確定的地帶，被規範者被迫自行摸索，被迫自我審查。

另一方面，寒蟬效應在公民社會之所以發酵，或可用「法律風險」的概念加以理解，無論是組織或個人在採取社會行動時，勢必會評估、管理相關法律風險，並做出適應行為（本書第五章），當法律風險升高時便可能調整目標、改變論述和行動，或在極端的情形下選擇解散或離開。

香港公民社會面臨國安體系打壓做出的適應行為，至少表現於以下現象：公民團體停運、公共論述空間萎縮以及港人大規模移民。

1. 公民團體停運

據統計，自《國安法》實施至2023年底，共計90個公民團體在政府壓力下停止營運（Chow et al. 2024: 68–72）。許多具代表性的團體並非因政府執法而關閉，而是遭到中國官媒和香港《大公報》、《文匯報》點名批評而解散，因為官媒的點名相當於預示其將遭到《國安法》調查的風險，例如，民間人權陣線被指「涉嫌收受外國資金或勾結外國勢力」；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被指「公然宣揚美化黑暴的書籍，令教育界烏煙瘴氣」；支聯會被指多年來收受外國勢力資助，充當「外國代理人」；香港職工會聯盟則被指控「反中亂港」、「一直靠境外勢力豢養」，這些團體都在官媒點名後決定自行解散（陳玉潔2023: 107）。一些團體即便解散後仍遭國安處調查，例如前述的支聯會和612基金。

有些團體即使未解散，也被迫自我審查，例如香港記者協會在2022年被官媒指為「長期受外國政治勢力操控的政治組織」後，便不再於網站發布「香港言論自由報告」，並將往年報告全數自網站刪除（陳玉潔 2023: 107）。又例如，香港大律師公會一向是捍衛香港法治的重要核心團體，然而在2021年遭到《人民日報》批評為「過街老鼠，今後在香港的潰敗已是確定之數」。公會前任主席夏博義（Paul Harris）大律師也被香港官媒點名批評，在2022年遭國安處調查後離開香港。此後，香港大律師公會便開始避免發表批評政府的言論（Chow et al. 2024: 30–31）。

2. 公共論述空間萎縮

在《國安法》的壓力下，許多香港獨立媒體被迫停運或自行選擇關閉。據統計，自《國安法》實施至2023年底，共有22間媒體關閉（Chow et al. 2024: 73–74）。《國安法》首個打擊目標是壹傳媒，其旗下的《蘋果日報》因資金遭凍結、高層遭拘捕而於2021年6月停刊。2021年12月，獨立媒體《立場新聞》也因高層被捕而立刻停運。這兩個具代表性的媒體受到調查，特別是在《立場新聞》事件後，出現獨立媒體關閉潮。

《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公共圖書館多次以「可能違反國安或法律」為由下架數百本書籍。由於國安紅線的不確定性，獨立出版商的經營環境變得更加艱難，一些業者被迫結束在香港的業務，如明鏡出版社和山道出版社。獨立書店在《國安法》生效後曾一度興盛，為港人提供「抗爭空間」，扮演再次連結公民社會的角色（本書第七章），但一些獨立書店不斷遭到民眾的「舉報」和政府施壓，不得不結束營業。

香港學術自由早在《國安法》頒布前已開始惡化（Petersen and Cheung 2017），而《國安法》實施後，知識分子面臨的壓力和攻擊變得更加直接，例如，香港大學在《國安法》通過後迅速解聘戴耀廷教授；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於香港浸會大學社工系任講師之職務不獲續約；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李靜君，因被官媒指控涉嫌宣揚違法的「港獨」訊息，在受到校方壓力後離職。同樣被官媒點名的還有香港教育大學的方志恒教授，他被指控為「煽惑、洗腦荼毒眾多年輕學子」，於2022年離任。研究天安門事件的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何曉清，被官媒點名「反中亂港」，隨後其工作簽證延長申請未獲批准，被中文大學解僱。許多香港和外國教授因環境改變而決定離開香港教職。

網路的公共討論空間也受到限縮，《國安法》賦予香港政府更多權力，能夠要求網路供應商和網路服務供應商封鎖移除被認定為違反國安的網路內容，一些獨立網站甚至海外媒體因此遭到封鎖，而平台和供應商被課予更多內容審查之責任，法律風險大幅增加，因此可能以更保守的態度審查網站內容（鄺頌晴 2024）。

3. 港人大規模移民

香港在《國安法》後出現了大規模的移民潮。據統計，從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香港居民淨離港數目達53萬人（梁啟智 2023），顯示大量人口外移。

一些民主國家相應放寬了港人移居的規定。例如，英國開放了香港「BNO」人士及其直系親屬移居，成為港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自2021年1月至2024年3月，共有210,843名港人通過「BNO」簽證計劃移居英國（UK Home Office 2024）。加拿大的「救生艇計畫」（Hong Kong Pathway）在2021至2023年三年間共批准了23,684名港人（Koblensky Varela 2024）。此外，從2020年7月至2023年6月，共有12,582名港人獲得澳洲永久移民簽證。澳洲另於2022年3月推出「避風港計劃」（Hong Kong Stream），截至2024年2月，共有1,050人獲批移民簽證（簡毅慧、柯皓翔 2024）。

台灣雖無難民法或政治庇護制度，但為因應《國安法》推出了「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然而該專案的援助人數有限，大部分港人仍是透過一般移民管道移居台灣，從2019年7月至2024年4月，共有7,472名港人獲得定居許可，43,365名港人獲得居留許可（移民署 2024）。

《國安條例》下的新一輪寒蟬效應

到了2024年，香港的社會空間已迅速縮減，但政府仍執意推動《國安條例》，導致新一波的寒蟬效應。多家獨立書店在《國安條例》生效前便開始下架2019年「反送中」攝影集，此外，見山書店、進一步多媒體出版等獨立書店及出版社也結束營業。在《國安條例》生效後，《自由亞洲電台》顧及工作人員和記者的安全而關閉香港辦事處，《華爾街日報》也將亞洲總部遷離香港。根據2024年8月一份調查顯示，高達九成二的新聞從業人員認為《國安條例》對新聞自由造成極大或頗大之損害（香港記者協會 2024a）。

如前所述，《國安條例》在《國安法》之上新增許多罪名，公民社會面臨的法律風險也因此升高。例如香港記者協會在立法過程中便指出，「國家秘密」相關罪名涵蓋範圍非常廣闊且定義模糊，尤其新增的經濟、社會發展及科學範疇，令記者難以判斷，可能導致寒蟬效應（香港記者協會 2024b），然而其意見未被港府採納。事實上，「國家秘密」範圍如此廣泛，不僅影響媒體工作者，其他團體或甚至一般商業公司在獲取資訊上也會增加許多風險。

目前為止，《國安條例》大多數案件涉及「煽動意圖」罪，顯示該法主要被用以處罰政治性言論，包括涉及六四紀念言論的《國安條例》第一案︰2024年5月，國安處宣布拘捕在押的大律師鄒幸彤及其親友，聲稱這些人通過「小彤群抽會」社交平台發布訊息，並「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煽動別人憎恨中央政府、香港政府和司法機構的一些情況」，從而違反《國安條例》中的「煽動意圖」罪（香港政府新聞公報 2024c）。事實上，《國安法》實施後，每年在維園紀念六四的活動已完全停擺，過去幾年中，嘗試在六四當天到維園紀念的活動人士也因煽惑或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罪名被定罪，但在《國安條例》實施後，不僅集會變得不可能，連在社交媒體上發表六四相關訊息也可能被檢控。

此案之後，陸續出現其他涉及「煽動意圖」罪的案件，包括被告因上街高喊「平反六四」口號，或因穿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的衣物及佩戴印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英文縮寫的口罩，而遭到拘捕。截至2024年11月已有三人被以《國安條例》判刑，均因和平言論表達行為（包含網路言論）被依「煽動意圖」定罪（I. Chan 2024），顯見言論自由受到更嚴重的打壓。

※ 本文摘自 《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原篇名為〈[4]「雙重國安」下的執法、恫嚇與寒蟬效應〉，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