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中師對生報警案：一場校園衝突如何掀起輿論巨浪？

2024 年 3 月，台中忠信國小體育老師，因不滿遭小六學生持樂樂球棒攻擊，要求學生道歉未果下，向警察局報案。警方隨即到校，將學童帶回警局製作筆錄。

「學生已經道歉了，老師還不放手，還報警！是非常不好的教育示範，是不適任老師。」

台中市長盧秀燕接受議員質詢時得知此事，當場痛批教師做法不恰當，要求教育局重啟調查，嚴懲嚴辦。不過言論風向並不站在盧秀燕這一邊。網民立即灌爆盧秀燕臉書，盧秀燕隔日隨即道歉：

「我昨天說這個老師不適任，我覺得我講得太快了，太早下結論，我必須向這位老師致歉」

這場師生對簿公堂的風波，早在台中地方法院的協調下，於今年（2024）6月以「不付審理」畫下句點。家長雖然對老師提出不適任教師申訴，但也以不成立作結。

然而，短短半年後，這起事件卻因議員將其搬上檯面，掀起網路世界的情緒浪潮，不同版本的說法迅速在網路上流傳，批評與支持聲浪不曾停歇，真相卻逐漸模糊。

有網友表示「小學生道歉了，就算老師不服也可以有多種方式可以懲戒，為何要小學生獨自面對警察帶走審訊？」，但也有網友表示「道歉有用需要警察幹嘛？」

有網友支持老師報警，表示「這種垃圾小孩就是欠教訓，直接報警帶走，那他就會學乖了」，但也有網友表示應該搞清楚事情原委，才能確定「有嚴重到警方必須帶走？」

也有網友認為不應懲戒警察，「難道揮棒打老師的小學生，不能受到懲處」？也有網友表示不應「覺得小孩不受教打了老師，便支持警察」

從「衝突實際情況」到「道歉是否有誠意」，從「報警的必要性」到「警察介入的程序」，每個細節都因不同立場而呈現出對立甚至互斥的解讀。

在後真相時代，情緒與價值往往超越了事實的本身，成為輿論場中的主導力量。我們或許無力建構絕對的「真相」，但能夠透過多方視角及說法的梳理，還原事件背後的複雜性與多樣性。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各方嘗試建構的「真相」，都不應該將之視為唯一的解答。

透過梳理這些交集與分歧，我們希望能超越單一立場，討論聚焦於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司法介入是否應作為教育現場的最後手段？教師團體反應如此劇烈的真實動機為何？這些問題不僅是本案的核心，也映照出台灣教育體制中值得反思的課題。

連報警都不可以嗎？

為家長打抱不平的李中受訪時指出，師生當天因故發生爭執，老師壓制學生導致其受傷，學生便以手上的樂樂球棒揮擊。校方的說法認為，學生以樂樂球棒攻擊老師，造成教師左大腿紅腫挫傷，老師也自行前往驗傷。

家長則表示，老師用力壓制他的身體導致疼痛，並展示身上的傷痕與疼痛處。孩子向家長模擬衝突過程，主張是老師先將自己的上下半身折成 90 度，因為過度疼痛而下意識揮動樂樂棒，因此才會打到老師。老師後來用拖雙腳的方式將孩子拖回輔導室。孩子不明白老師自己為何要弄傷自己。

一名自稱為該老師同事的網友，則於 Dcard 匿名發文表示，體育課期間，該學生因分組不耐煩，開始飆罵並自行離開練習場地擊打球具。當學生拒絕撿回自己打飛的球並要求老師提供時，雙方發生口角，學生隨後用球棒擊打老師大腿。老師驚恐之下環抱學生至輔導室，並因學生未道歉，主動通報校安並前往驗傷。

匿名網友主張，學校牆壁非常粗糙，如用拖行的方式一定會有傷口。但直到下午四點放學，導處及導師都沒有發現學童臉上有任何異樣，學生也未提出臉部有不適。除此之外，多名目擊的老師澄清未有壓制行為。因此校事會議認為此項指控不成立。

家長表示，當天接獲學校主任電話，得知孩子與老師發生衝突後，家長立即在電話中向老師道歉，並關心老師的狀況，獲得「沒事」的回應。

家長也宣稱，當晚父親即嚴厲斥責孩子：「你在跟我裝可憐嗎? 你打了老師還有臉在這邊跟我裝可憐，去道歉！」隔日並與主任聯繫，希望主任協助處理孩子向老師道歉的事，並要求孩子接受處罰。

不過匿名發文的網友表示，經學務主任勸說半小時，學生雖然終於願意來到老師座位旁，但態度冷淡且看著天花板。

他指出，當老師詢問學生是否要道歉時，學生情緒激動，反指老師在衝突中「抱傷」了他。雙方對話逐漸升級，老師憤怒地表示：「你知道你這樣的行為依照法令我是可以報警的嗎？」，學生則反擊「你報啊！你報啊！你報啊！」。老師隨即報警。

家長表示，上午 8 點 49 分接獲主任來電得知，老師已選擇報警，但雙方都認為此舉僅是為了訓誡孩子。結果過了 17 分鐘，得知孩子將被帶上警車，請家長直接前往派出所處理。孩子的父親接到電話後立刻趕往警局。

當李中把這件事搬上議會，盧秀燕當場痛批教師做法不恰當，要求教育局重啟調查，嚴懲嚴辦，直言該名教師不適任。此舉點燃許多老師的怒火。

代理暨代課教師產業工會理事長黃湘仙指出，當發生師生衝突時，許多老師為了維繫表面的和諧，不得不將內心的不平與無奈埋藏在心底，默默承受這份不公。

盧秀燕的說法，無異於要求老師繼續將這份委屈吞下去，把隱忍當作理所當然，進一步鞏固了教師認為的不公現狀。

他舉例，曾有老師與學童用 LINE 聊天，學童跟老師說某某家長是黑道，老師回答「是喔」，對話竟被學童 PO 上網。

小孩不懂事的行為，被控告的卻是老師。面對申訴及提告的威脅，以及「校長的勸說」，老師最後選擇道歉了事。

如果被申訴的教師是代理老師，則很容易遭到校方「不續聘」，藉此省去麻煩。他說，即使最後申訴不成立，代理教師也只能自己把委屈往肚裡吞。

也曾有某縣市議員因不滿教師出題難度過高，導致自己的孩子考試分數不理想，便向學校提出強烈質疑，給教師帶來巨大壓力。

此外，家長會委員的孩子在許多學校往往獲得特殊對待，原因無非是教師擔心招惹麻煩，選擇以明哲保身的方式避免衝突。她直言，「政治力」介入校園，徹底削弱了教師在教育現場應有的專業尊嚴與自主權。

對老師來説，委屈求全換來的卻是不被理解，甚至讓自己處於劣勢，連最基本的法律權益，都無法保住。

就像不服專業審議結果的家長，竟能訴諸政治力量捲土重來，市長又不分青紅皂白，當場認定該名教師不適任，還要求教育局重啟調查，「重辦重懲」。

黃湘仙認為，教師群體長期以來對此類現象的隱忍，早已逼近臨界點。此次事件不僅再現政治力對校園的強勢介入，在連法律保障的基本權利 - 報警，都被奪去，自然就點燃了教師們壓抑許久的憤怒。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強調，在當前校園高度重視學生權利的氛圍下，教師的管教方式被多重規範約束，「動輒得咎」已成許多教師的普遍感受。

全教總執行長洪維彬表示，不適任教師新制上路後，所有的學校都迎來大量的家長投訴。老師要面對的，則是無窮無盡的調查程序。教學現場上，經常遇到家長堅持自己的教育方針，不願意跟教師配合，此時就非常容易引發衝突。

舉凡像是作業出太多、考試題目太難，甚至老師答案給錯等等，都能招來家長申訴。如果不滿老師管教方式，動輒主張孩子被教師霸凌，讓老師面對不必要的調查。

依據教師法規定，如果家長認為教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是涉及性平霸凌等行為，可以提出不適任教師申訴，由教師評審會或是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如果成立，教師可能會被輔導、資遣、解聘或不續聘。

黃湘仙甚至表示，還有代理教師為爭奪職缺，鼓動家長對現任代理教師提出申訴的案例。

過去教師將家長視為教育夥伴，一起從協調管教措施有一致性。但洪維彬發現，這樣的情況越來越困難。因為家長未必贊同老師的教育策略，但老師卻有管理班級上的難處。

洪維彬強調，輕率地給教師貼上「不適任」的標籤，不僅對當事人造成傷害，也會使許多辛勤奉獻的教師感到不安，進一步影響教育現場的士氣與穩定性。

教育現場資源及支援不足

全教總也擔憂，在這起教師遭學生施暴的事件中，將問題簡化為「學生道歉即可平息」或輕率指責教師因為報案而「不適任」，無疑忽略了對親師生三方更深層的教育關懷與支持需求，徒留未解的校園隱患。

洪維彬強調，現在的教育現場採用融合式教學，班上可能同時有一般生跟特教生。以情緒障礙學生為例，此類學生情緒特別敏感，從一級、二級一路到三級輔導，不管是在資源或學術方面，所有經手的老師，經常全都力不從心。

他指出，同樣屬於特教生的資優生，特性為不服老師管教，覺得老師限制自己的自由及發展。在資源不夠的現實下，不同特性的學生要一起上課，第一線實際授課的老師從事班級經營，真的心力交瘁。

而情緒問題及管教問題，也並非特教生獨有。洪維彬指出，教育必須由校方、教師、家長多方共同協力。孩童上課睡覺、不交作業，不守秩序，一定需要家長配合才能改善。然而如果家長不願意配合，校方也無法提供更多資源，老師確實會感到沈重的無力感。

按照《學生輔導法》的規定，在「三級輔導機制」下，導師及任課老師，應在班級日常互動中觀察和了解學生，及早發現並協助學生解決問題。無法解決時，則由校內的輔導老師介入。如果輔導老師也沒辦法解決，則應轉介地方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由專業心理師、社工師、精神科醫師等提供更深入的協助。

《學生輔導法》雖然規範了三級輔導機制，並明定學校應配置的專業輔導人力比例。但實際上， 學校輔導人力嚴重不足，薪資待遇也完全留不住人才，各級學校輔導資源，一直無法難以完整到位。

《學生輔導法》剛完成三讀修法，教育部指出，未來高中以下學校主管機關設置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國中小也將再增加603名專任輔導教師，總數將達 5,942 人。不過教育部統計，2022 年高關懷學生已達 218 萬人次。是否能發揮成效，還有待觀察。

日益緊繃的師生關係，法院是避風港或最後防線？

李中質詢盧秀燕的畫面曝光後，代理教師工會火速發文力挺教師表示，遭遇人身安全威脅時，老師有權依法報警，並藉此向學生傳遞「暴力必須負責」的訊息。

工會認為，此做法是培養法治觀念的重要一環，痛批盧秀燕傳遞了「暴力只需道歉即可免責」的錯誤價值觀。

人本教育基金會則發文痛批，老師以「嚇嚇學生」為由讓警察入校帶走學生，是將警察當作嚇唬小孩的工具，這種行為極度不尊重警察的法定職責，並非良善的教育行為。

以「報案」作為教育手段，則讓長年協助少年法庭調查案件的少年調查官感到困惑。

一名少年調查官告訴我們，在自己協助法官辦理的少年事件中，已經逐漸觀察到「師對生」提告的案件數量，有逐年增加的感受。

他表示，某些少年因涉入不良的人際關係而從事嚴重的暴力犯罪，或者參與詐騙集團或販毒集團。此種狀況顯然超出教師的能力範圍，法院確實必須介入保護。

但曾有一名學童在課堂上以「指桑罵槐」的方式，表達對同學的不滿，卻讓一旁的老師感到自己受到嘲諷。老師因此感到不堪受辱，決定對學童提告妨害名譽。

調查官坦言，這類事件本應透過校園內的規範與輔導機制解決，而非訴諸法律，才能實現教育。

學童在成長的過程必然會犯錯，而犯錯的同學給予正確的教導，應該是老師的工作。而校園內的校規及相關的輔導懲處機制，理當要對這一類「微罪」發揮作用，而非交給法院來究責。

調查官解釋，由家庭、教育及社工系統組成的第一層保護圈，因為距離兒少最近，負有提供直接支持與介入的首要責任。

而法院作為距離較遠的第二層保護圈，負責調查第一層保護圈各支持系統是否盡職發揮功能，並針對兒少最佳利益進行評估，提出修補方法與可能性。

若第一層保護圈無法有效保護兒少，法院才會依照少事法規範，視情況將兒少交付保護管束，甚至送入矯正學校，以教育與復歸社會為導向，履行保護兒少的角色。

換言之，法院不宜站在第一線的位置，介入兒少的日常生活。

告與不告之間的兩難

立法委員陳培瑜認為，師生間的對立多半源於日常互動的長期累積，而非一朝一夕之事。他強調，身為教師，不僅擁有教育的專業背景，更承載著引導孩子成長的責任。

正因如此，社會對教師的行為標準要求更高，教師在處理衝突時也更應展現專業素養。他提醒，教師有情緒是人之常情，但正因為他們是經過專業訓練的成年人，應具備更高的情緒管理能力。

陳培瑜質疑，教師如果受到攻擊，同樣可以提出申訴並要求調查，這些程序本質上既能保障教師的權益，也不會輕易破壞教育現場的氛圍。跳過校內程序而直接以報警的方式處理，並不恰當。

不過台中何厝國小教務主任蔡昌樺在個人臉書上發文認為，從外界看來，教師報警或許看似反應過度，但教師的報警行為並非意在懲罰學生，而是希望藉助外力，讓學生意識到行為的嚴重性，同時保障自身及其他學生的安全。

他表示，當學生的行為超出學校及教師的能力範疇時，在缺乏足夠系統支援的現實下，這更像是教師在資源匱乏、壓力重重下的「不得已之策」。

而黃湘仙質疑，如果連尋求法院協助，都讓老師遭到非議，進而被指責為不適任教師，這樣的局面，要第一線教師如何是好？

過去曾有學生在打掃班級的時候，拿麥克風對黃湘仙做不雅姿勢，讓他當下有不舒服的感受。但黃湘仙只有告誡該名同學，此舉已經算是性騷擾，如果老師去申訴的話，是會有法律責任的，不過並未提出申訴。

他擔憂，警告學童「這行為可以被老師申訴」，是否會被解讀為以公權力恐嚇小孩？但如果不能這樣做，如何即時教育正確的性平觀念？

他也舉例，過去曾有高雄某高中教師，遭到學生性騷擾，雖然性平調查成立，但事後請公傷假的時候，卻因未提起刑事告訴而遭刁難，身心備受打擊，久久不能平復。

黃湘仙在反思此次事件後表示，若未來不得不走上法律程序，在政治力與輿論的干預下，恐怕自身受到嚴重傷害。但若選擇不提告，又可能使自身處於被動甚至劣勢的境地。對於教師在衝突處理上，陷入「告與不告」的兩難，他感到十分無奈。

老師認為自己何時該提告

洪維彬與黃湘仙都認為，校方在老師選擇報警之前，是否已盡全力嘗試其他解決方式，必須進一步釐清，以便還原事件全貌。

他們認為，大部分教師不會直接對孩童提告。而校方在師生衝突中，多半會扮演協助化解的關鍵角色。因此要論斷教師的報警行為是否適當，在衝突處理的過程中，校方是否提供充分協助，是一項不應被忽略的環節。

當學校資源確實不足，第一線教師面對難以管教的情況時，卻得不到應有的支持，對教師而言，無疑是一場孤軍奮戰。

黃湘仙擔憂，此時如果社會輿論不支持老師訴諸法律程序，那到底如何讓學童了解，自己的行為真的有問題？

黃湘仙表示，法庭活動本身即是法治教育的一環，而《少年事件處理法》的核心精神在於輔導而非懲罰。讓孩童經歷正式的法院程序，難道不也是一種必須採取的教育手段？

「做老師最難的地方，就是要罵學生」黃湘仙說，老師有義務糾正孩童的錯誤觀念，卻同時保護孩童，不讓他感覺受辱或遭遺棄。她指出，面對高難度的孩童，若教師已嘗試所有教育方式，仍無法讓學生理解錯誤，此時將學童交由司法處理，並非出於輕率或情緒，而是迫不得已。

洪維彬則坦言，雖然多數學童能尊重教師權威，接受被指正的錯誤，但在實務上，教師的管教與輔導能力有其極限。隨著兒童權利意識的抬頭及教育法規的革新，教師在教育現場的挑戰更大，也增加了教師處理學生行為問題的難度。

警察進入校園帶回孩童是否合法

李中質詢時說，學生隔天已經道歉，但老師認為沒有誠意、堅持報警， 2 名員警進入校園後，學生立即道歉，老師則表示時嚇嚇學生，要給學生教訓，然員警仍堅持將全案移送少年法庭。

匿名網友則表示，老師報警後，警察隨即於 10 分鐘內趕到。學童見到警察，連忙向老師道歉。老師也立即向警方表示，學生已經知道錯，有警惕就好，明確表示無意提告。

未料警方表示，本案已經通報校安，因此必須完成程序。

匿名網友補充，老師疑惑詢問：「甚麼程序？」，警察則告知，需要回警局完成筆錄，「到時候說不要提告就好，不會有事。」

教師報案後，警方當天即將學童帶回派出所製作筆錄，也引發不少疑惑。

李中質詢盧秀燕時質疑，為何警察沒有傳票，就可以進入校園將學童帶回警局。

台中市警局第一分局表示，本案雖是老師報案，員警獲校方同意進入，但學生並非現行犯，沒有急迫危險性，員警應通知家長帶學生到派出所。分局坦承，執法程序確有瑕疵，造成社會觀感不佳，已對當事員警各記申誡 1 支，派出所長也被調離現職。

盧秀燕 3 日致歉時強調，校方和警方在程序確有瑕疵，已責成政府訂出 SOP，持續關注孩子心理輔導，讓類似情況不再發生。

依據《警察人員進入校園執法相關機制》規定，基於尊重校園自主及自治之精神，警察人員未經校方同意，不得任意進入校。即使有主動進入校園的需求，也必須先行知會校方聯繫窗口，取得校方同意，並於校方代表人員陪同下進行。

現職員警施嘉承表示，自己沒有碰過需要進入校園帶走學童的情況，但自己覺得不太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尤其對象只是小學生。因為警方進入校園，處理上都會盡可能低調，這種做法勢必會讓學童遭受異樣眼光，不利孩童成長。

施嘉承分享，如果是接獲校外人士報案，例如小朋友偷東西之類的，自己會先向主管報備，然後跟校方聯繫後，協調可能的處理方式。只有在校方請求警方幫忙的情況下，才會在老師的陪同下進入校園。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18 條之 1 規定，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調查少年觸犯刑罰法律之行為，必要時，得使用通知書，通知少年、少年之法定代理人、現在保護少年之人或其他適當之人到場。

而如果少年經過通知，仍不到場，警察必須向少年法院法官報請核發同行書後，才能強制要求少年到警察局作筆錄。

調查官表示，本案不是現行犯，也不具有急迫性，更不符合法律的例外狀況。員警在沒有同行書的情況下，將兒少強制帶回警局，程序上確實有瑕疵。而針對兒少，也不宜用「自願配合調查」的方式解套。

施嘉承分享自己的經驗表示，這一類校園案件，通常跟學校聯繫後，都能取得學童及家長的聯絡方式，比起寄送通知，來的有效率。何況小孩有家長陪同權，不如索取聯絡資料，然後再跟家長約時間。

不過黃湘仙擔心，如果將本案責任歸咎警方程序瑕疵，未來恐讓警方不願積極協助處理校園問題。黃湘仙認為正確的處理方式，應該是教育系統及警政系統一起重盤規劃相互合作的方式，才能真正協助到有需要的孩童。

少年事件的誤解

本次事件中另一個衝突點，則來自於雙方對於《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誤解。

教師在學生道歉後，雖然表明無意提告，但這時候才發現，因為已經通報校安並報警，程序無法終止。而家長也在警局做完筆錄後，以為老師表明不提告，不會再有後續，卻在收到法院傳票後，感到困惑。

少調官觀察認為，這位老師可能不了解《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原則及觀念，因此才會有提告的念頭。

實際上，《少年事件處理法》是為維護少年健全自我成長，所特別設置的特殊保護制度，與《刑事訴訟法》是不同的法律。因此少年保護事件，不能直接套用刑事訴訟法的思維。

少年事件與一般的刑事案件不同。除了確認少年對於不法行為所應承擔的責任外，更重要的面向在於調查兒少的需保護性。目的在於透過處罰以外的手段，矯正少年的錯誤觀念，避免少年長大成人之後再犯。

究責雖然重要，但並非少年事件程序的主要任務，因此一旦啟動少年事件，老師雖然表明學童已道歉而不提告，但在法官完成調查程序並判斷少年的需保護性前，程序不會終止。

而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42 條的規定，少年法院可徵詢適當之機關、機構、學校、團體或個人之意見，並得召開協調、諮詢或整合符合少年所需之福利服務、安置輔導、衛生醫療、就學、職業訓練、就業服務、家庭處遇計畫或其他資源與服務措施之相關會議。

法院根據這條規定，請學校校長到法院一起解決師生衝突。最終審理結果，裁定學生不付審理。

根據《少年事件處理法》，如果法院認為少年所涉案件的情節輕微，可以決定不進一步審理，這稱為「不付審理之裁定」。在這種情況下，法院可以同時採取以下三種處置方式來輔導或約束少年：

• 告誡：由法院對少年進行口頭警告，讓他了解行為的錯誤與後果。
• 要求家長嚴加管教：法院可以將少年交給他的法定代理人（例如父母）或目前負責照顧他的監護人，要求他們更加嚴格地監督與管教。
• 轉介輔導：法院可以安排少年接受適當的輔導，例如進入福利或教育機構、醫療單位，或參與過渡性的教育計畫，幫助他改正行為。

法院認為該名學生已經當庭向老師道歉，家長也承諾會勸導孩子控制情緒，而老師本身並無意追究，只是希望學生能從中學習，因此不具需保護性，因此沒有必要進入正式審理程序或給予保護處分。

在後真相的時代，情緒常凌駕於事實，立場的對立模糊了事件的全貌。從多方視角的梳理中，我們能看到，這場風波揭示的並非單一個案的對錯，問題面向也不該被簡化為「應不應該報警」或「警察應不應該進入校園」，而是教育體系中需要全面反思 — 從資源分配到支持機制，從親師溝通到社會對教育的期待。

記者｜楊貴智、白廷奕報導 封面圖片｜AI 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