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學》當啤酒廠變成博物館，城市產生了什麼新的想像？｜生活產業如何釀造集體記憶？

當啤酒廠不再釀酒，而轉化為博物館與體驗空間，它承載的已不只是品牌，而是城市的生活記憶與文化語言。從 Guinness 到青島、札幌到阿姆斯特丹，全球啤酒產業如何成為集體記憶的容器？1% Style 這次從城市觀點出發，探索生活產業如何改寫城市的文化地景與公共想像。

幾瓶關於「熟成」的爭議，讓台北市中心沉默多年的老酒廠再度泛起「氣泡」。

2024 年底，一則看似技術性的新聞躍上媒體版面：「建國啤酒廠舊址是否應交由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開發為創新校園，還是保留作為都市文化資產進行再利用？」兩派論述快速分化——一方強調教育升級與都市機能整合，另一方則憂心老工業遺產與歷史紋理將隨都市更新被沖淡甚至清除。

但在啤酒之外，爭議的核心是城市學裡一個反覆被討論的命題：「當代城市的文化生產場域，應來自原生脈絡，還是以新功能取代舊記憶？」

這場爭論並非台北獨有。從都柏林的健力士倉庫、青島的德式釀酒建築群，到阿姆斯特丹的海尼根舊廠，世界各地的城市如何對待「啤酒廠」這種極具歷史性與品牌意識的空間載體，已成為當代都市文化治理的縮影。

確實，在全球多數城市，酒廠早已不再是單純的製造空間，它們已逐步轉化為文化地標、都市品牌與「記憶承載體」。從都柏林到青島、從比爾森到阿姆斯特丹，你可以發現啤酒這門「生活產業」，正透過另一種形式來發酵屬於城市的「第二語言」——一種不靠雕像與紀念碑，而是靠口感、空間與敘事累積起來的城市經驗。

啤酒是歷史的語言：從都柏林開始的一場沉浸式記憶運動

一座倉庫，如何釀出了一整座城市的「文化主場」？走進都柏林的老市區，穿過利菲河與赤磚街巷之間，St. James’s Gate 聖詹姆士門總是顯得格外醒目。這裡不是皇宮、不是教堂，也不是政府建築，而是一間啤酒廠——健力士的誕生地。而它所改建而成的 Guinness Storehouse，早已不是單純的品牌體驗館，而是這座城市的文化中樞與觀光主角。

2000 年開幕的 Guinness Storehouse 健力士體驗館，是全歐洲最成功的品牌博物館之一。它原本是一棟 1904 年落成的發酵倉庫，在經過七層空間的重新定義後，成為健力士百年釀酒歷史與都柏林城市文化的交叉點。參訪者自入口起便進入一場時間旅行——從釀酒原料與發酵技術，到品牌廣告設計與全球擴張史，最後抵達頂樓的「 Gravity Bar 」，在城市最高處享受一杯免費的黑啤，俯瞰整座都柏林。

這不是單純的品牌導覽，而是一場深層的城市記憶重構。都柏林人把這棟原本只屬於產業鏈條的建築，轉化為城市敘事的劇場：讓外地人認識健力士，讓當地人重新看見自己。

這一切的起點，是來自 1759 年的一紙租約。創辦人亞瑟·健力士 Arthur Guinness 用極具遠見的方式，簽下長達 9,000 年租期的聖詹姆士門啤酒廠，租金每年僅 45 英鎊——這不只是一筆划算的交易，更是對時間的宣告：這個品牌不只是做啤酒，更打算長住於這座城市的文化深層。

在之後的兩個世紀中，Guinness 逐步成為全球黑啤酒的代名詞，出口遍及五大洲，同時也與愛爾蘭民族認同、工人階級文化與殖民地歷史交織出一套複雜的城市敘事。這座酒廠不只是企業，更是都柏林社會記憶的肌理。

到了 1990 年代末，面對工業自動化與全球化浪潮，健力士也將部分生產設施遷至新廠。此時，原有的釀酒設備與發酵倉庫該如何被保留？

答案並不是廢棄，而是轉化。2000 年，Guinness Storehouse 正式開幕。館舍本體為一座 1904 年建造的「發酵大樓」，七層樓高的中庭設計靈感取自一杯健力士啤酒的形狀：底寬頂窄、色澤深邃，象徵一層層堆疊而成的歷史、知識與味覺。每一層都是一個主題，但所有路徑最終都導向一件事：讓人們從城市的高度與歷史的深度，看見一杯酒的重量。

Guinness Storehouse 不只是觀光地標，它改寫了城市的文化地圖：它年均吸引超過 150 萬名遊客，是愛爾蘭參觀人次最多的付費景點，它促進了「工業遺產再生」作為城市文化治理模式的一種範本，它更使健力士品牌從產品轉型為文化載體，象徵著都柏林的自我風格：略帶苦澀、堅實穩重、濃厚卻不炫技。

而最動人的，或許不是那些展示品，而是某些瞬間：當你在 Gravity Bar 舉杯，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對飲；當你在導覽過程中看見工人舊照與蒸氣時代的設備；當你聞見烘焙大麥的氣味時，彷彿一整座城市的記憶，都以酒香的形式在你體內重現。

Guinness Storehouse 的成功，不只是商業上的勝利，而是一種城市文化感知的創新。它讓人們透過味覺、觸覺、空間感、敘事結構，建立一種「飲」與「憶」交織的文化體驗。它教會我們——城市文化不一定來自高牆古堡，有時，一杯啤酒，一棟倉庫，就足以釀出一座城市的靈魂

不只是觀光地標，而是味覺與記憶的集體構成

若說都柏林是以廣度建構記憶，那捷克比爾森的做法則更具深度與「活性」特質。 Pilsner Urquell Brewery Museum 不僅僅是靜態展覽，而是與仍在運作的釀酒廠共構，將城市的工藝傳統持續實踐於日常生活中。

博物館導覽不只是走馬看花，更深入地下地窖，讓參觀者親口品嚐未經濾的活酵母啤酒，從味蕾直接感知時間與空間的厚度。這樣的安排，讓比爾森不只是一座酒的城市，而是一座將酒視為文化與技藝傳承載體的城市。

在捷克，啤酒不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是一種自我認同，一種溫和而堅定的國民性格。而在這背後，站著的不是某一個牌子，而是一個城市——皮爾森 Pilsen ，以及誕生於此、影響全球的第一支「拉格啤酒」：Pilsner Urquell。

Pilsner Urquell 意為「皮爾森的原始啤酒」，創始於 1842 年。這一年，來自巴伐利亞的釀酒師 Josef Groll 在這裡釀出了世界第一款透明金黃、底層發酵、酒體清爽的拉格啤酒（Pilsner Lager），一種全新的風味風格由此誕生，旋即征服歐洲。 Pilsner 從此不只是酒名，而成為一種全球通用的啤酒風格代名詞，也讓這座波西米亞城市被寫進世界酒史——不是因為王朝、宗教或戰爭，而是因為一種味道。

與 Guinness 不同，Pilsner Urquell 的文化展示不是圍繞一棟博物館建築，而是整座城市以「酒廠為中軸」所展開的生活網絡——遊客可以參加全程導覽，從現代化釀造設施出發，再進入 19 世紀原貌保存的地下酒窖系統 Plzeňské podzemí。進入地窖，你可以見到傳統用木桶熟成的拉格啤酒，更可以獲得一杯未經過濾、未經巴氏殺菌的活性啤酒試飲。因為 Pilsner Urquell 是少數仍保有傳統工藝實操的品牌之一，這讓整段導覽像是一場味覺考古之旅——你喝到的，不只是酒，而是時間的證據。

這種與「活產業」共構的文化場域，讓博物館不只是過去的展示，而是一種仍在呼吸的文化技藝現場。

確實，在捷克喝 Pilsner 不只是選擇一種酒款，更是一種忠誠：對手工技藝的忠誠、對土地風味的忠誠、對社群與生活節奏的忠誠，所以在 Pilsner Urquell 的建築群與導覽空間沒有過多的視覺包裝，也少有品牌表演性的設計。但正是這樣的「反觀光化」質地，讓它保有城市記憶的真實紋理。你看到的是工人、酒桶、古老的導熱管與木造轉盤——這些是技術，更是記憶。捷克人習慣說：「我們不只是發明了一種酒，而是發明了人們如何一起喝酒。」在皮爾森，這句話的意涵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Pilsner Urquell 所代表的，是一種生活即文化，文化即工藝，工藝即記憶的城市哲學。它提醒我們，文化遺產不只是空間形狀的保存，而是價值觀的日常實踐。在這裡，你無法單純當觀眾，而會不自覺成為參與者——舉杯時，你不只是消費者，而是一位歷史的延續者。

從工廠到體驗設計，更成為城市的文化地標

在荷蘭阿姆斯特丹， Heineken Experience 海尼根體驗館則走向另一個方向：從產業設施轉化為品牌主導的沉浸式體驗。1988 年酒廠停止運作後，這座位於市中心的紅磚建築並未荒廢，而是透過互動科技、遊戲化設計與觀光行銷，被重新打造為一座以消費文化為主軸的空間劇場。

它不是生產場域，但卻讓人誤以為自己參與了釀酒過程。你可以「虛擬釀酒」、定製瓶身、觀看百年廣告檔案，最終進入品飲空間，讓品牌的歷史與個人經驗發生連結。這是當代城市中的「博物館新物種」：不以文物為本，而以品牌敘事與消費情感為核心內容。這種敘事形式雖易流於商業表象，但對城市觀光與國家形象建構卻有極高效力。

走進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 Stadhouderskade 街區，你會在運河與自行車之間，望見一座紅磚老建築——這不是一間酒吧，也不是某個文創聚落，而是海尼根品牌的起點。這裡曾是 Heineken 的第一座釀酒工廠，從 1867 年開始運作，直到 1988 年生產功能才正式移轉。但它的命運，並未因停產而沉寂，而是在十年後，以全新身分回到城市生活中心——Heineken Experience，於 2001 年正式開館。於是乎，它變成一個不再釀酒，卻持續發酵記憶的地方。

不同於 Guinness 那種厚重歷史與工藝文化導向，海尼根選擇走的是高度體驗化、娛樂化與消費者導向的品牌展演策略。 Heineken Experience 是一場全感官的敘事冒險，遊客進入後不只是走過歷史時間軸，更是參與一場品牌宇宙的設計之旅：你可以走進釀酒原料展示區，聞到啤酒花與麥芽的香氣，你也可以進入「成為啤酒的一滴」的虛擬劇場，模擬自己從原料進入裝瓶過程；你能在體驗區倒一杯完美比例的海尼根，並獲得證書，最後在品牌酒吧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旅人一同舉杯。

整個展區強調參與感、拍照點、社群分享的潛力。這不再只是博物館，而是一種可互動、可帶走的品牌體驗。

Heineken Experience 的成功背後，是阿姆斯特丹城市策略的一部分。這座城市在 90 年代開始積極推動「文化資產的功能轉化」，將逐漸退場的工業基地，導入觀光、創意與品牌經濟的再利用策略。海尼根舊廠的保存，不是作為歷史遺產，而是作為當代城市記憶的娛樂接口。這座建築的紅磚結構保留了工業質地，但內部則是完全嶄新的聲光體驗與互動設計空間。它既與城市歷史斷裂，又被重新接續——不是靠歷史本身，而是靠品牌敘事、科技敘事與參與式觀光經濟。

Heineken Experience 的空間設計成功之處，在於它知道「如何讓人記得它」。它不靠展品數量與時間軸，而是透過以下幾種策略：每一區都可觸摸、參與、操作，包含互動螢幕、聲音模擬、灌裝遊戲的「體驗連結」，也透過廣告語錄、足球贊助、音樂節合作等呈現，建構海尼根的世界觀的「品牌情感勾連」，更以拍照點的設置、提供客製化瓶身印刷區、鼓勵社群分享的「社群友善設計」，讓它成為阿姆斯特丹最受歡迎的觀光體驗之一，不只吸引啤酒愛好者，也成為年輕旅人朝聖的「城市生活風格地標」。

當然，有人批評 Heineken Experience 過度商業化、空洞、無歷史感——的確，它少了釀酒工人的身影、傳統設備的展示，也不強調酒體本身的演化。但它卻非常清楚地回答了現代觀光一個關鍵問題——如何讓人願意記得你？

Heineken 的策略不是忠於歷史，而是創造一種新型記憶——品牌即城市，體驗即文化。而這樣的空間，恰恰反映出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價值之一——彈性、轉譯、參與、輕盈的文化再生邏輯。

啤酒的地理政治學

同樣在亞洲，這樣的轉化也逐漸成形。在中國的青島啤酒博物館，可以說是中國罕見保存完整的德式工業建築所轉化的互動空間，原址由德國人於 1903 年所建，日後歷經國營與改革開放的轉型，如今成為橫跨兩個世紀的啤酒文化場域。該館分為歷史展示、釀造導覽與互動品飲三大區塊，觀光客可實際觀察現役裝瓶線運作，感受到產業與文化的現場交融。這不僅是博物館功能的實現，更是一種城市認同的復甦過程——一座曾因殖民與國族轉換而多重斷裂的城市，透過啤酒重新梳理自身的地理與歷史軸線。

類似的例子也見於日本札幌啤酒博物館。雖已非生產場域，但透過「札幌啤酒花園」與飲食文化結合，札幌人成功將酒廠空間轉化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而非被動的歷史保留物。空間得以在轉型中繼續發酵，而非沉澱。

啤酒館不是展覽空間，而是記憶的生產機器

簡單來說，如果透過觀察上述城市的共同策略，有一點格外清楚：這些啤酒博物館從來不是被動地「保存」歷史，而是積極地「製造記憶」。它們透過設計與故事建構，讓一座城市的產業背景、文化語言與生活節奏得以留存，甚至得以重建。無論是釀酒設備的展示、舊建築的再生、還是品飲過程中的味覺體驗，這些元素都在持續產出新的城市記憶。

這些記憶未必真實，但卻可感；未必準確，但卻可共享。它們讓人與城市產生連結，讓城市的歷史不再只有政權更替與重大事件，而是關於每一個人、每一杯酒、每一次微醺時刻所形成的共鳴。

其實討論這些事情時，在面對城市，我們談論的是什麼？城市博物館一直是文化治理的重要議題。過去強調以文物為中心、以國族敘事為核心的博物館形式，已難以滿足當代公民對於「我與城市有何關係」的追問，而啤酒博物館作為「生活產業的記憶容器」，提供了一種不那麼嚴肅，卻更親密的可能性。它讓城市不只是歷史的容器，而是情感的流體；不只是建築的集合，而是生活的釀造過程。

一座城市的文化，也可以被釀造

其實，啤酒博物館不是關於酒，而是關於生活如何被記錄、被說出、被轉化為空間與體驗。當我們走進這些酒廠空間，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工藝與品牌，而是城市如何在產業轉型中，保有自己生活節奏的證明。（推薦閱讀：城市學》從蒙田到Dior：一條巴黎街道如何演繹奢華與思想的對話？）

它們提醒我們：一座城市，從不該只是效率與規劃的產物，更是味道、故事與記憶層層發酵而成的文化結晶。而那味道，有時正是一杯冰啤，與朋友共飲，與自己對話，在某個夏日午後的微醺之中，悄悄釀成的——城市的第二層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