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她留下名字，還是保護這條生命」日本女性為何選擇匿名產子，法律的空白與矛盾

無法讓肚子裡的孩子知道自己是誰，希望「匿名生產」的母親；成年後，想動用「出身知情權」找出生母是誰的孩子——在隱私與知情權之間，你會如何回答這個兩難？

2024年初夏的某一天，一位年輕女子抱著嬰兒站在醫院前。這不是普通的醫院，而是位於九州熊本市的天主教慈惠醫院，這裡是全日本第一間設置「嬰兒保護艙」（Baby Box），允許父母安置孩子且不會追究法律責任的地方。

「我一個人養不了這個孩子。」與多數來到這裡的人一樣，這名女子因為無法獨自養育小孩，想將嬰兒託付於此。但這名女子卻在原地駐足不前，因為她十分在意網路上那些「反對母親匿名」的批評留言。然而，女子卻不希望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身分。

最後，女子按下了醫院的對講機，向醫護人員簡要解釋情況但拒絕透露個人資料，將嬰兒託付給醫院。

慈惠醫院的「嬰兒保護艙」制度，原本旨在保護生母的匿名性，讓不願意或無法公開身分的母親，能夠安全地將嬰兒交給相關機構照顧。但圍繞在「匿名性」的問題，醫院與政府之間始終存在分歧，熊本市設立的專家小組的報告書中也明確指出：「無法接受親生母親堅持匿名的做法。」

在日本政府尚未制定相關法律之前，2025年3月31日，東京都墨田區的賛育會醫院成為日本第二個設置「嬰兒保護艙」、「匿名生產」制度的醫院，讓日本社會再度掀起相關討論。

「謝謝你願意把寶寶帶來這裡」

2007年5月10日，熊本市的慈惠醫院參考德國的「嬰兒之門」（Babyklappe）設施，成立了日本首個由醫療機構營運的嬰兒保護艙。對於沒有能力撫養的孩子、求助無門的女子，這道嬰兒之門可能是他們唯一能託付的出口。

當一樓嬰兒保護艙的門被打開後，二樓的護理站與新生兒室牆上的藍色緊急警燈便會亮起，同時監視螢幕會顯示嬰兒床的畫面。隨後，一名護理師會負責確認嬰兒的情況，另一人則負責確認母親是否仍留在現場。

在慈惠醫院擔任護理長的竹部智子表示，每兩次就有一次會在現場發現遲遲未離去的母親，她會輕聲對那些母親說：「如果您願意，我們可以聊聊」，並引導她們到諮詢室。

「謝謝妳願意把寶寶帶到這裡來，妳一定很辛苦吧。」這句感謝之詞，是竹部智子最常說的開場白。因為來到這裡的大多是未成年、未婚，或是生活貧困的女性，竹部智子衷心敬佩她們的勇氣，

「她們無法對任何人傾訴意外懷孕的困境，只能獨自生下孩子。雖然無法自己養育，卻仍希望孩子能活下去。」

被放到籃子裡的嬰兒去了哪？

根據現行做法，嬰兒一旦被放到嬰兒保護艙，醫護人員會先確認嬰兒的健康狀況，若嬰兒身上並無受傷、虐待等可疑痕跡，便會直接向警察提交「棄嬰發現報告」。

如果嬰兒並無可以確認父母親身分的物品或訊息，地方政府會視為「遺棄兒童」，並根據《戶籍法》由市長作為「戶籍事務官」，代為創建戶籍記錄。最後，再轉介至收養家庭或育幼院。

希望母親與孩子都能幸福

由於嬰兒保護艙的外觀，看起來像一個信箱，因此一開始慈惠醫院前理事長蓮田太二，原本也想使用「嬰兒信箱」這個名稱，但考量到嬰兒不是物品，不應已信箱稱呼，最後便以「送子鳥搖籃」（こうのとりのゆりかご）作為慈惠醫院收容棄嬰的設施的名稱。這個名字也包含蓮田太二的期盼——

送子鳥將小嬰兒送給沒有孩子的人們，希望母親與孩子都能獲得幸福。

「如果被人知道懷孕，我寧願去死」

自設立以來，「送子鳥搖籃」已經走過了17個年頭，接收179名嬰兒與孩童，其中一個月以下的新生兒占了147名，超過80%，而出生不到七天的嬰兒則有100名；一歲以下的嬰兒有21人，學齡前的幼兒有11人。

根據熊本市專門部會每三年編制的報告書指出，許多案例因「經濟原因未就診」或「無法向家人求助」而選擇在家分娩。由於多數人是在家中分娩，因此經常會有會陰撕裂，或是子宮內遺留胎盤與羊膜的情況。

慈惠醫院的蓮田太二回憶道，他曾多次親眼目睹那些意外懷孕的女性，不想讓別人知道自己懷孕的強烈心情，「有一次，一位女性來電說『我快要生了』，但來不及趕到慈惠。我便打算介紹其他醫院，但她卻說『如果被別人知道，我寧願死』。」

反對匿名！不該鼓勵遺棄嬰兒

但自慈惠醫院推動「送子鳥搖籃」以來，認為此舉有違傳統家庭觀、會助長遺棄歪風的反對聲音不斷，包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也曾公開表示：「做一個可以匿名將小孩放置不管的東西好嗎？這讓我非常反感。」最終，厚生勞動省與法務省以「不構成違法」為由消極認可，獲得地方政府默許，但中央政府至今仍未正式立法承認或管理。

反對匿名！孩子有知道自己出身的權利

熊本市設立的專家小組的報告書中，也始終堅持不該在無法確認出身的情況下接收嬰兒。根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七條內容：兒童出生後應立即登記，在可能的範圍內有有知其父母並受父母照顧等權利。其中「得知其父母」的權利，就是所謂的「出身知情權」。

因此，「送子鳥搖籃」始終在「保障父母匿名性以挽救生命」與「孩子應有知曉出身的權利」這兩者的矛盾中前行。

日本匿名生產的法律空白？

2019年12月，慈惠醫院引入了「匿名生產」（日文：內密生產）制度。所謂的匿名生產，是指孕婦可以在不被過問身分的情況在醫院生產，主要目的是希望孕婦在生產前，願意到醫院產檢、生下孩子，降低生產可能的風險。醫院只會鼓勵婦女留下部分真實資訊，自願性留下寫有自己真實姓名或背景的信封，並密封保存。之後就會將嬰兒轉入社會福利系統，等待家庭領養。

2022年9月，日本中央政府首度發布「匿名生產」的指導方針，要求由醫療機構長期保存母親的身分資訊。然而，對於是否由公家機關管理這些資訊，卻並未提及。律師國宗直子對此提出質疑，

「醫院的工作是守護懷孕婦女的健康，為什麼要讓醫院承擔收集、保存孩子出身資料的義務？」

此外，儘管東京賛育會醫院成為日本第二個推出匿名生產制度的醫療機構，但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制定相關法律，也讓匿名生產制度成為「有效、不違法但也不合法」的法律空白。

但是，唯有保障匿名，才能保障母子的安全

慈惠醫院現任院長蓮田健表示，「正因送子鳥搖籃保障匿名性，才讓不願被家人發現、不倫關係、遭受性暴力或是經濟困難的女性，願意將嬰兒託付給醫院。如果這份匿名性遭到剝奪，勢必會有人因此卻步。」

長年參與嬰兒遺棄事件司法支援的蓮田健也發現，這些選擇遺棄嬰兒的女性，大多數處於與社會隔絕的狀態，她們無法與任何人傾訴懷孕的事實，有人遺棄了死產的嬰兒，也有人在產下嬰兒後，出於恐慌而不小心殺害了孩子。

「無論是因為遺棄嬰兒而被告的女性，還是選擇匿名生產的孕婦，她們都不擅長用言語表達自己所處的困境。」這也讓蓮田健始終堅信著，「一個人出身固然重要，但人的生命更加重要。」

「希望成為懷孕女性最後一道安全網」

東京賛育會醫院院長賀藤均表示，他們設立匿名生產與嬰兒保護艙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成為懷孕女性最後一道安全網」。

然而，如果要在東京賛育會醫院使用匿名生產，原則上需要支付50萬日圓（約新台幣11.4萬）的費用。此舉也引發慈惠醫院蓮田健院長的擔憂，「會使用匿名生產的孕婦，大多是在社會上被孤立的女性，且往往是在快要臨盆前才表示想要匿名生產。如果要求她們負擔生產費用，只會讓孕婦感到被背叛。」

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自2021年12月至2025年3月底，慈惠醫院已有47名婦女採用匿名生產。其中，蓮田健院長也遇過許多原本匿名的母親，多年後決定撤回匿名、決定自己撫養孩子的情況，「以前我也和大家一樣，對於『孩子被親生父母領回去』感到無比喜悅。但我看到更多的是，他們得不到他人的支持而陷入痛苦的結果。」蓮田健遺憾地表示。無論是選擇「送子鳥搖籃」還是匿名生產，最終決定自行撫養的女性，在事後都沒有得到政府實質上的援助。

多數選擇匿名生產或是嬰兒保護艙的孕婦，背後都有各自不為人知的辛苦，包括不願被家人知道懷孕事實，或是因家庭暴力、性暴力、經濟困難等狀況。然而，她們所遇到的挑戰往往不僅止於生產過程，而是整個日本社會缺乏完整的支持系統。

奈良大學教授床谷文雄認為，關鍵是如何保障與平衡母子雙方的權益，並透過法律架構加以規範。他補充說：「否定孩子知悉出身權的人並不多，母親的隱私權也應在某種程度上被理解。這並非要將兩者權利放在天秤上比較孰輕孰重的問題。」

爸爸，去哪兒？

律師國宗直子也認同，日本必須建立一個能讓母子都能幸福的社會機制，「從懷孕前到生產後的整個歷程，對母親的照顧應成為一個連續性、系統性的社會政策。」此外，她也點出了一個經常被忽視的問題——父親的缺席。

「提到匿名生產，不能忽略『父親』的問題。男性的缺席、規避責任，此問題亟待社會正視。」

雖然世界各國對於匿名生產、嬰兒保護艙的看法不一，但面對年年創下出生率新低、少子化嚴重的日本，該如何保障孕婦與孩子的權益，成為當務之急。千葉經濟大學教授柏木恭典表示，

「在日本，少子化問題是當前的緊迫課題，但我不禁要問，如果無法拯救這些嬰兒的生命，又怎麼能解決少子化問題呢？」

其他國家怎麼做？

目前，在法國、德國、奧地利等歐洲國家，已針對匿名生產制度頒布相關法律：

• 法國：1793年起即允許女性在不透露身分的情況下生產。2002年，法國成立「國家了解個人出身委員會」（CNAOP），為匿名母親和孩子之間提供調解服務。親生母親需要將自己的身份資訊留在一個密封的信封裡，如果孩子詢問，CNAOP 可以打開信封，以便聯繫親生母親。然而，未經同意，不得將這些資訊提供給孩子。

• 德國：2014年實施「匿名生產」制度，生產前後的費用皆由聯邦政府負擔。母親的個人資料將由政府單位保存，直到孩子年滿16歲後，有權透過行政途徑查閱生母的資訊。

• 奧地利：2001年上路，所有設置婦產科的醫院皆提供此服務，生產費用同樣由政府負擔。新生兒出生後將交由兒童保護機構照顧，產婦在生產後六個月內可撤回匿名決定，申請恢復對孩子的監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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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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