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人的人也是人2/爺爺叔公都遭中共鬥爭死不見屍 父母曾警告他別當藝術家
巴丟草家族祖上不乏烈士與鮮血。他爺爺、叔公活躍於1930至1950年代影劇界,叔公被譽為「演劇皇帝」與「電影皇帝」,爺爺則為知名編劇。1957年反右運動中,大批知識分子遭打壓成「右派」「階級敵人」。導演艾曉明近年的紀錄片《夾邊溝祭事》就紀錄近3千名「右派」被下放甘肅勞改,多人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慘劇。
巴丟草的爺爺亦無從倖免,被遠謫到大西北的寧夏勞改農場,臨了前連故鄉泥土都沒能沾上。但爺爺究竟是餓死、病死還是勞動過度?後代皆無可查證。「我爺爺只有一紙死亡通知書,沒有遺物、沒有遺骨。就連人存在過的證據,也都沒留下。」巴丟草又補充,「在那個年代,有死亡通知書,已經不錯了…」
巴丟草的叔公則死得更慘烈。公開史料記載,數場批鬥後,他縱身躍入黃浦江。我們找到中共喉舌《人民日報》於1958年刊登的評論,稱巴丟草的叔公是電影界的極端右派分子,「影響著許多年輕的編導,往人家的作品裡灌注著他的毒汁。」
半世紀後,2007年,香港《開放雜誌》出現一篇替他叔公平反的文章,「1959年4月間,在一個春雨綿綿的黃昏,上海市南匯縣的灘道上,被潮水沖上一具腐爛不堪的屍體,面目已經完全不能辨認。」「經公安局驗屍,法醫確認為失蹤達17個月之久的極右分子。」
「我爺爺和他兄弟的作品當時被歸類為『毒草』,他們的作品對人民是不利的、有西方資產階級思想。」成年後的巴丟草找到那些被稱為「毒草」的老電影,「很荒誕的是,我爺爺和他兄弟都獲得了平反,然後,中共現在把他們的遺物、遺作放在電影博物館裡。」
作為「作品被放在電影博物館裡的大師」的後代,巴丟草的父母並不以此為榮。「我父母並不是以驕傲的態度,去告訴我家族的故事,他們更想藉此警告我:不要去做跟和爺爺一樣的選擇、不要成為藝術家,人生的一切,都不要扯上文化、藝術、政治與權力。」
下載盜版電影才知六四
父母的憂心像不祥預言,巴丟草如今成為全球聞名的藝術家,作品一次也沒在中國展出,倒頻繁被展覽在歐洲的博物館。反共並非初衷,先不論家族慘案,他政治啟蒙來得不算太早。
巴丟草出生於1986年的上海,與大部分城市裡的孩子並無二致,「你被關在一個無聲的班級,永遠沒有休息,未來都傾注於高考(大學聯考),唯有考入大學,你才可以打遊戲,可以不去聽課,可以交女朋友,可以放飛自我。」
2007年,放飛自我的華東政法大學學生巴丟草和同學在網路下載電影,他有點不好意思,「我們非法下載台灣言情片,那檔案太大,但我們沒多想。」「看到一半就感覺不太對了,忽然被剪接到一個大屠殺的影片,後來我們意識到,這是關於學生運動的紀錄片,再後來才知道,這是美國人拍的紀錄片《天安門》。」
近年他在全球布展、受訪,這段經歷往往被西方媒體提及,「我認識六四事件的過程,常被記者塑造成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特殊時刻,好像看了《天安門》,我就變成了另一個人。」但他強調,自我認同發展的實際歷程,遠比2007年那個充滿戲劇張力的下午來得無趣、緩慢。
「我大學畢業就離開中國。離開是很必要的。」2009年,上海男生巴丟草拿了學生簽證進入澳洲,他說當時也沒多喜歡澳洲,「我目標明確,就是不要留在中國。台灣?(中國籍)很難拿身分證。歐洲?(對中國移民政策)比較複雜。加拿大、澳洲和當時的美國,是比較好的選擇。」
「既然我已經來到新的國家,就不想把自己當作一個疏離的客人。」23歲的巴丟草剛到澳洲,期許自己:「我不要有那種『寄人籬下』『別人要來幫助我』的狀態。我要在這個社會重新發現我自己,去成為這社會的中堅力量。」落實在生活中,不外乎學好英文、打工、找工作;生活穩定之後,才有餘裕關心中國。他花6年拿到澳洲公民身分,2011年起,巴丟草諷刺漫畫創作始於網路,為了在中國的家人,他一直匿名,這種打游擊般的匿名藝術行動與辛辣幽默的視覺衝擊力,逐漸引發全球媒體與讀者關注,有人稱他為「中國的Banksy(班克西)」。
2018年,他以《香港自由新聞》(HKFP)撰稿人身分,在香港舉辦大型國際畫展,公開宣傳後,傘運領袖黃之鋒、俄羅斯女子龐克團體「暴動小貓」(Pussy Riot)都說要來助陣,展前中共卻查出他的身分,施壓他的家人要求取消畫展,港方協辦人也遭威脅,稱若堅持開幕,上海國安將現身會場。當時尚未有反送中運動與《國安法》,中國警方公然干預港人畫展,引發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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