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調高 A+ 門檻」爭議：分數飆升，誰之過？
近期，報載臺大校方提出一項草案，建議修正「A+」等第的評分範圍，從目前的 90 至 100 分縮小至 95 至 100 分，以期降低 A 和 A+ 的比例。這是因為，臺大現在拿到 A 與 A+ 的比例總和逐年上升，在前（2023）年已經將近 60%。
此舉卻引發學生和校方之間的激烈討論，根據新聞報導，學生會調查顯示，超過七成的學生認為這是一項不利的政策。然而，就我所知，多數老師同意成績「通膨」問題，是需要改革的。
為何學生與教師對此意見分歧如此巨大？又是什麼原因導致臺大實施等第制以來 A 和 A+ 的比例逐年升高？本文將從賽局理論的角度探討成績通膨的成因與影響。
臺大評分制度的演變
臺大 13 年前從過去的百分制轉為等第制時，正好是我在臺大念碩士的最後一年，當時的我恰好是某一門課的助教，所以對這事情印象深刻。
當初轉變的初衷是希望評分標準更具彈性，減少學生對一、兩分成績差距的焦慮。當時為了兼顧舊制與新制學生的需求，也設置了百分制與等第制對照的過渡表，例如：90 至 100 分對應 A+，而 85 到 89 分對應 A，而這也成為許多學生理所當然的期待。
然而，即使是當年我當助教時，授課老師也沒有給所有總成績超過 90 分的學生 A+ ，我還記得當時收到一些憤怒的抗議信，覺得自己「應該」要拿到 A+ 的。
其實原因很簡單，以臺大自己對各等第的描述來看，A+ 是指「所有目標皆達成且超越期望」，所以 A+ 本來就跟老師的期待有一定的關係。還記得當年那個班上其中一位拿 A+ 的學生後來去芝加哥大學拿了經濟學博士，現在則在耶魯教書，著實超越了老師的期待非常多。
時至今日，至少 99.9% 的在學生都是在等第學制下入學的，所以理論上前述這張對照表已經無用了，只是在臺大目前的系統中，仍會自動依據此表將最後總成績轉成一個「建議的」等第。然而，即使如此，老師仍可自行根據學生的表現評定等第。以我這學期教的兩門課來看，大一必修的課我就有把一些 90 分以上的同學調成 A，但另外一門高年級選修課，我反而是把很多位學生的等第都調高了一到兩級。
換言之，調整這個表格將 A+ 認定改成 95 到 100 ，對本來就會斟酌給等第的老師來說根本沒差。但這同時也代表，如果現在所有老師都有共識去修正等第標準的話，其實校方也不需要做什麼，那問題就來了，成績通膨是如何產生的？老師們又為何沒有全都自發性調整呢？
「成績通膨」如何形成？
從賽局理論的「囚犯困境」來看，成績通膨的形成有其結構性原因。
對個別學生而言，既然個人不能影響整體成績的分分，選擇評分寬鬆的「甜課」、努力爭取更高分數，似乎是最理性的行為；而對老師來說，雖然教學評鑑成績在職涯中的重要性有限，但高評鑑分數仍具有一定參考價值，學校也會依此頒發教學獎，因此老師也可能會評分寬鬆一些，以免得到學生的低分評鑑。
結果，學生與教師的個體理性選擇，最終導致集體非最適的結果──成績通膨。
成績通膨帶來的影響是多層面的。首先，對個體而言，A 或 A+ 的價值因過度普遍而降低，讓學生失去了對成績的區分度與成就感。其次，學生因為追求甜課而忽視對自身的訓練，從整體來看，這可能會削弱學術環境的競爭力，甚至影響國家發展。
試想，三十年前的臺大電機系，如果學生都追求評分寬鬆的「甜課」、忽視了核心專業課程的嚴謹訓練，那麼今天還會有台積電這般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企業嗎？
成績通膨可以如何緩解？
針對成績通膨問題，有三種可能的解決方案。
第一種是引入類似清大的「T 分數」系統，根據課程的平均分數與標準差，計算學生的標準化分數，並根據此分數授予學術獎勵或書卷獎，讓學生的成績更具鑑別度。然而這種作法可能導致不同類型的課難以直接比較，比如學生依照興趣所選的選修課，相較於大家都要修的必修，修課學生的平均程度可能就會比較高。
第二種方案則是更直接的限制，校方明文規定每門課程中獲得 A+ 與 A 的學生比例。但這種做法其實與標準化分數類似，僅是針對這兩種等第做處理，所以缺點是雷同的，而且可能會引起部分科系的不滿。退而求其次的作法是，校方可以給老師們一個統一的比例建議，但是不強制執行。
第三種方法則是可參考國外的榮譽學位制度，例如讓成績達到一定標準的學生，再多寫一本學士論文以取得榮譽學位。這類作法的好處是可以發掘特定領域的優秀學生，尤其是那些未來想往學術圈發展或研讀研究所的學生，鼓勵他們深耕於研究領域，而不是一味追高成績。但這項制度的缺點同樣明顯，因僅顧到了特定方向的學生，而無法解決成績通膨的問題。
結語：改變誘因，打破困境
成績通膨的問題，本質上是學生與教師在現行制度下理性選擇的結果。當教育環境傾向獎勵高分、避免低分，學生將以高分為目標，而教師則會選擇從寬評分以迎合需求。此情境下，成績通膨自然成為系統性現象，而非個體道德或自律能解決的問題。
要改變現狀，僅靠呼籲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解方需要從制度層面著手，調整誘因，才能引導教師和學生的行為，回到成績公平與學術精神的正軌。臺大校方提出的修正草案，雖引發不少爭議，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勇敢且必要的嘗試。
唯有透過理性的制度改革，才能化解成績通膨帶來的「囚犯困境」，維護學術環境的健康與誠信。
（本文感謝中研院人社所陳為政老師與政治所沈智新老師給的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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