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想聊日本】兒虐案創新高、家長為何下手 失控母悲吐：我可能會殺了自己的孩子
據日本媒體報導，日本兒虐案件數已突破每年22萬件，創下歷史新高，日媒訪問曾出現暴力傾向的家長，試圖挖掘「為何忍心對幼童施加暴力」，受訪的一位母親說丈夫身心狀況不佳，她獨挑育兒、家事重擔以致情緒失控；另一母親也是單獨負責育兒重任，知道不該體罰卻仍失控，憂心「我可能會殺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媽媽說自己從小被體罰，以為這樣才能教好孩子。
「為什麼只有我要承受」 育兒壓力釀家暴危機
據《日經新聞》今年3月報導，日本全國兒福機構「兒童相談所」受理的兒虐案件，一年已超過22萬件，呈逐年增長趨勢，其中過半屬於心理虐待（佔59.8%），其次依序為：身體虐待（22.9%）、疏於照顧（16.2%）、性虐待（1.1%）。
在最大宗的「心理虐待」當中，又以「孩童親眼目睹家庭暴力」佔最高比例。對於殘忍的兒虐事件不斷發生，兒童家庭廳的官員強調：「嚴肅看待這類事件，將強化育兒體制，盡力守護兒童的生命。」
每當重大兒虐事件發生時，大眾都相當不解，為什麼這些人會對年幼的孩童痛下毒手，今年7月NHK播出的專題節目，深入了解該問題，並採訪曾經有暴力傾向的家長，希望透過釐清這些人的想法，找出妥適的應對之道。
受訪的女性由紀（化名），目前住在廣島市，家中育有兩名4歲與1歲的孩童，由紀的丈夫原本是公務員，後來因為憂鬱症而離職，靠著政府的生活保護補助金維生，由於丈夫身心狀況不佳，育兒及家事的重擔就落在由紀身上。
由紀表示：「要去上幼稚園時，小孩拖拖拉拉地說『我不要去』，我突然湧上一股怒氣，大喊著『為什麼只有我要承受這些』，接著就出手把這裡砸破了。」她指著櫃子上的破洞。
由紀懊惱地說：「這樣下去，有一天我可能真的會對小孩動手。」事實上，由紀曾因擔憂自己在失控狀態下，對孩童做出攻擊行為，向兒童相談所的人員諮詢。根據規定，如果機構判斷情況具有「緊急性」，可以透過「一時保護」，對兒童提供緊急保護措施，但機構人員最後判斷，由紀一家的情況，「讓孩童繼續留在家中較適當。」
由紀認為，除非真的等到對孩童動手，或是疏於照顧等情況發生，否則兒童相談所不會做出應對。
「我可能會殺了自己的孩子」 改變加害者的契機是什麼？
因為「可能虐待孩童」而感到困擾的，不只由紀一人，據日媒「ABEMA Prime」今年2月報導，一則部落格文章引起日本網友熱議，這篇文章的標題為「這樣下去，我可能會殺了自己的孩子」，文章作者是養育1歲女兒的媽媽佳奈（化名）。
佳奈受訪表示：「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狠毒的母親，當我情緒失控的時候，完全無法掌控力道。」這番談話顯示，這些人心裡都知道，打小孩是不該做的事，卻似乎無法控制自己。
佳奈認為，自己在育兒過程，缺少心理餘裕，是造成情緒失控的主因，「育兒幾乎都是我一個人在做，也沒有人能和我討論這些煩惱，只能獨自承擔一切…我感到很不安，擔心自己有一天也會上社會新聞。」
「ABEMA Prime」採訪了另一位長期對孩童施虐的媽媽山本（化名），她曾經有長達3年的期間，虐待家中的長女和次女，山本回憶當時的情況：「一開始只有她們不聽話時，我才會責罵她們，但後來連飲料打翻這種事，我也會覺得『為什麼要增加我的工作量』，不僅口氣嚴厲，還會甩巴掌。」
山本提到：「我小時候會被父母打，學校也有體罰，親戚們都說，要打小孩才能教得好，因此我以前一直認為，這沒有什麼不對，直到近幾年我才意識到，這就是體罰，就是虐待兒童。」
改變山本的契機是什麼呢？她說道：「孩子就讀的幼稚園是很特別的學校，那裡的老師很願意傾聽家長的心聲，我一直覺得，自己必須當一個好媽媽，因此不敢跟別人提到虐待小孩的情況，於是我以『無法好好聽小孩說話』為切入話題，詢問幼稚園的老師。」
當時幼稚園的老師問她：「你知道什麼是『童年創傷成人』( Adult Children )嗎？」山本開始了解後，發現自己可能是因為過去的創傷經驗，影響了自己的行為，她感激地說：「在那之前，我真的不知道這些問題，如果當初沒有和老師諮詢，現在會變成什麼樣呢…真的因為對方的一句話，讓我得以改變。」
受虐兒童恐終生受影響 兒福機構角色轉變中
日本作家姬野桂2024年出版的著作「心理虐待：殺死兒童內心的父母們」（心理的虐待：子どもの心を殺す親たち，暫譯），探討幼時遭心理虐待的孩童，在長大成人後，有些人罹患憂鬱症，甚至試圖輕生，受虐經歷讓許多人自尊低落，無論發生什麼事，第一時間先怪罪自己，總認為「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
避免悲劇發生的關鍵之一，就是對存在兒虐風險的家庭，提供更多支援，日本醫師團體的統計數據顯示，身障兒童的受虐風險，是一般兒童的4.3倍，智能障礙兒童的受虐風險，更高達一般兒童的13.3倍，這項數據顯示，如果家長的照顧壓力與負擔越大，兒虐案件發生的可能性的確會更高。
據NHK報導，回顧日本的兒福政策，可以發現在兒虐事件當中，機構支援家庭的功能逐漸弱化。兒童相談所的前職員川崎二三諺指出，兒童相談所的角色，在過去30多年來，持續發生變化。
2000年日本通過《兒童虐待防止法》，明確賦予兒童相談所，擁有介入調查的權限。
川崎表示：「兒童相談所在過去，是等家長來諮詢，再決定如何應對，這樣的觀念已出現180度的轉變，即便行使公權力、與家長站在對立面，也要優先保護孩子的安全。」
川崎坦言，現在機構扮演的角色，已經逐漸從「支援」轉向「介入」，「我們也曾經考慮，是否要採取與家長對立的角色，但隨著兒虐案件不斷增加，不這樣做真的不行。」
介入與支援的兩難 人力不足問題持續
福岡市兒童相談所前所長藤林武史說：「我是2003年當上所長的，那時已經是直接上門行使保護措施的年代，即便家長不同意也是如此」、「將孩童直接帶走後，再與家長討論如何提供支援，的確面臨相當程度的困難，也很難取得對方的信任。」
事實上，除了政府設立的機關「兒童相談所」之外，日本也有民間機構，著重向兒虐風險家庭提供支援，例如位於廣島市的「若草兒童家庭支援中心」，該中心配有心理師等專業人力，聆聽家長們的育兒煩惱。
該機構的服務不收取費用，但最大挑戰仍是人力不足，若草支援中心僅有5名職員，一年接獲的諮詢案件卻高達6千件，其中一半左右的案件，存在兒虐風險。
《西日本新聞》今年5月的社論寫道：「現代社會的人際網絡日益薄弱，許多家長無處傾吐煩惱，可能進一步提高兒虐風險。孩童絕對沒有做錯任何事，為了不讓虐待案件反覆發生，大人們要負起責任，積極投入預防及早期發現的工作。」
關西大學社福系教授畠山由佳子接受NHK採訪，她強調：「大家談到介入和支援，聽起來好像只有2個選擇，但在這兩者之間，應該有各種類型的支援措施，應該要完善這些制度，過去未能建立這些細緻的支援，我認為應該從這些地方開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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