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免對台灣傳播產業整體的影響
近年來，台灣政壇罷免案頻繁上演，從韓國瑜、陳柏惟到林昶佐，大規模動員的罷免行動不只成為政黨競爭的延長線，也對傳播產業生態帶來深刻衝擊。媒體在其中不只是旁觀者，更成為戰場、工具，乃至於獵物。然而，比起表面的政媒交鋒，更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大罷免」對傳播制度本身的破壞與重塑壓力：包括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委員推選機制的高度政治化、媒體規管政策的報復性傾向、言論自由與公共穩定的衝突，以及整體媒體產業結構失衡等問題。這些變化，將長期塑造台灣媒體能不能自由、專業、持久地存在下去。
這次726大罷免最終全數未通過，反映出儘管政治動員與媒體操作聲勢浩大，仍可能無法掌握真實輿論結構，顯示沉默多數的力量與媒體傳播效能之間的落差。它也使這場罷免從政治事件進一步成為傳播制度的壓力測試。
沉默螺旋 vs. 多數無知理論
在分析此次7/26大罷免的結果時，「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與「多數的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這兩種社會心理學理論雖常被並列討論，但兩種理論的著眼點其實大不相同。 由於我們也沒有實際進行研究，在沒具體的統計資料可茲依循下，其實也不宜驟然論斷究竟哪一種理論對於此次中間選民的投票行為比較具解釋力，底下僅就現象進行分析與討論。
「沉默的螺旋理論」強調的是個體因害怕被孤立，而在面對主流輿論壓力時選擇噤聲、不表態，最終造成表面輿論更加單一化，導致選民根據自己的「準統計官能」在意見氣候中探知的主流意見，在選前形成「剪刀開口」壓抑少數意見，進而影響投票行為。這可解釋選民在與自己不同立場的社群媒體上或群組中，罷免前夕不願公開談論自己立場的現象，但是無法解釋為何整體氛圍一面倒，看似大罷免真的要大成功時，結果卻如此令人跌破眼鏡？
這就要來看另外一種可用於解釋此次中間選民選舉行為的理論：「多數的無知」理論。
「多數的無知」[1]和沉默的螺旋強調的「人都害怕孤立」一樣，也是一種社會心理現象，指的是群體中成員私下不認同某種行為或信念（例如大罷免、無差異罷免），但錯誤地認為其他人接受它，於是乾脆在公開場合也附和以避免社會壓力，而對於實際上多數人的真正想法可能和自己是相同的卻處於無知的狀態。 換句話說，「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真的相信，但每個人都認為每個人都相信」，這就導致群體錯誤地維持一套假象規範，壓抑了真實的意見與態度的表達。
我們認為，若要理解中間選民最終在投票所內的選擇，「多數無知理論」似乎更能觸及此次選舉結果的核心。許多中間選民雖內心對罷免動機或對象有所質疑，但他們錯誤地認為「大多數人應該支持罷免」或「反對的聲音只是少數」，於是出於從眾與避免脫隊的心理，在需要公開表態時從眾。也就是說，這不只是害怕如實表態，而是群體中每個人都以為別人支持某種立場，從而自己也配合那個假想主流。這種集體誤判，更精準地說明了為何中間選民可能在選前觀望、投票時卻高度一致，導致結果與外界預測出現落差。
以上都是在沒有實際研究資料下所做的大膽分析，讀者可以參考也可以不予理會。
罷免政治化對媒體產業可能造成的危機
然而，不管是甚麼原因造成25：0的結果，值得憂心的是，這樣的結果對於已經先天不良又後天失調的台灣媒體環境而言，不啻雪上加霜。除了前此「無國界記者組織」RSF 指出，台灣的新聞自由面臨「三大結構性挑戰」[2]：媒體集中與政治依附問題、記者勞動條件惡化、社群平台與假訊息壓力外，台灣的媒體還面臨至少底下的挑戰。
例如，NCC原本是台灣少數以「獨立機關」定位設計的監理單位，理應跳脫政黨運作，專注於政策規劃與技術監管。然而，罷免風潮把媒體放進政黨動員主戰場，傳播監理也因此被直接拉進政治風暴核心。
過去NCC委員的提名爭議雖早已存在，但罷免案引發的激烈對抗，使得各政黨更重視委員是否「可靠」、是否在特定議題上「表態」。
這樣的變化不只削弱NCC作為獨立機關的功能，也讓其決策逐步流於政治操作。例如，是否針對某些媒體進行行政調查、是否核發特定台頻道換照，都可能被政治解讀為「打手」或「縱容」。罷免案全數未過，也許會讓各政黨更進一步要求NCC「選邊」表態，加深制度政治化的風險，更有可能導致媒體規管政策走向目的性與報復性。
言論自由與政治穩定之間的張力升高
罷免案除了揭示媒體與政治的交纏，也逼迫社會面對一個更困難的問題：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同時，如何維持民主秩序與公共穩定？
罷免行動經常伴隨大量「剪輯影片」、「錯誤截圖」與「未查證引用」等傳播手段，加上社群平台與匿名側翼的介入，形成資訊污染風暴。當政府或公民團體想進行干預時，卻又馬上面臨侵犯言論自由的爭議。
這次罷免失敗也凸顯了輿論聲量未必等於實際民意，顯示網路與媒體場域中某些激進立場可能形成「多數的無知」效應：中間選民選前因害怕標籤與衝突而選擇沉默，在投票中才表達真正意志，這種現象對政策界定與媒體評估機制是一項挑戰。
媒體市場的極化結構：不站邊就等死
最令人憂心的，不只是政府如何對媒體進行規範，而是整體產業結構早已排擠掉不願意選邊的媒體存在空間。在政治極化、閱聽族群分裂、平台演算法偏好「對立情緒」的情況下，台灣媒體的營運邏輯已經陷入結構性惡性循環：「選邊站，才有廣告；不選邊，就等死。」
從電視新聞到YouTube、網路媒體，幾乎所有平台都出現「立場導向」內容吸引最多訂閱與收益的現象。這促使媒體不得不選擇與特定政黨、群體、勢力結盟，藉此獲取固定觀眾、政商資源與政府預算。反之，那些堅持獨立報導、事實查證、理性評論的媒體，往往收視低迷、流量不佳、難以生存。
罷免案未過，也再次證明在「表態文化」下形成的媒體結盟策略未必成功，甚至有可能高估了自己陣營的輿論優勢，低估沉默群體的政治效能。
制度重建：讓傳播系統回到公共服務的本質
這次罷免案結果說明，大規模媒體動員未必能改變政治結果，沉默多數的投票行為提醒我們，媒體傳播的有效性與真實民意之間存在重大落差。
如果我們無法在這次教訓中建立更堅實的制度護欄，那麼未來不論哪個政黨上台，媒體都將在同樣的循環裡受傷。而重建制度的起點，不只是誰當選、誰被罷免，而是我們是否有能力讓媒體回到它原本的角色──為人民發聲，而非替政黨宣傳。
但是，一切的一切的前提，還在於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國家的存在，否則，說甚麼都是空談。
當我們討論媒體制度的改革、民主秩序的維護、言論自由的邊界，甚至是罷免行動的正當性與界線時，我們必須直視一個根本且無可迴避的前提──那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這個國家的持續存在。沒有國家，就沒有制度改革的主體；沒有國家，就沒有可以實踐自由與責任的憲政框架；沒有國家，再激昂的政治參與、再完善的傳播政策，也不過是架空在真空中的幻影。
一切關於民主、法治、傳播自由的論辯，都是建立在我們還擁有這個國家主權與制度運作的基礎之上。如果這個國家被瓦解、被併吞，所有政治努力與制度辯論將在瞬間崩潰，淪為歷史的塵埃。因此，無論政治立場如何分歧，我們都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守住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體性，是我們進行任何公共討論與制度建構的根本條件。沒有這個共識，其他一切都只是空談。
[1] https://www.simplypsychology.org/pluralistic-ignorance.html?u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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