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下的美國大選割喉戰，誰是川普與賀錦麗的「關鍵選民」？

發布於 2024年10月24日07:44 • 文字／張鎮宏、簡毅慧；設計／江世民；數據整理／簡毅慧；核稿／李雪莉；責任編輯／張詩芸

（設計／江世民）

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將於11月5日舉行投票，78歲的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共和黨）與60歲的現任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民主黨）即將在這場為爭奪白宮大位的選戰對決。此次選舉充滿了各種突發事件，包括川普在造勢活動遭刺客槍擊受傷，現任總統拜登（Joe Biden）中途退選，使兩黨競爭更加激烈，民調也陷入前所未見的緊繃狀態。
《報導者》透過分析選民數據與歷年民調，深入解讀美國大選背後的多元政治結構，並進一步探討川普與賀錦麗的選舉戰術與策略，試圖解答為何2024年美國大選如此激烈？在這場難分難解的選戰中，川普與賀錦麗各自的「鐵票選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群？哪些「搖擺選民」又最可能左右這場大選結果、甚至影響國際局勢的勝負關鍵？

自從2024年8月22日賀錦麗正式成為民主黨總統參選人以來，儘管她的全國民調持續以「誤差值以內」的微幅優勢領先川普，但根據美國民調整合網站「RealClearPolitics」的數據，雙方差距從未超過2.2個百分點；在決定選舉勝負的*7個搖擺州，兩人的民調差距更是微乎其微，僅在1個百分點的平手範圍之內──如此膠著且拉鋸激烈的選情，在美國選舉史上極為罕見。

*7個搖擺州：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7個搖擺州，分別為：賓州（19張選舉人團票）、北卡羅萊納州（16票）、喬治亞州（16票）、密西根州（15票）、亞利桑那州（11票）、威斯康辛州（10票）與內華達州（6張票）。

為了突破選情僵局，在選前的倒數階段，共和黨與民主黨陣營都卯足全力。以電視廣告為例，從選前50天開始，兩黨總統候選人投放的廣告預算每個星期都超過1億美元（約新台幣32億元），各種造勢與文宣都精準鎖定目標選民；賀錦麗與川普更是相互「抄底」對方的傳統票倉，以兩黨總動員之姿大打選戰。

但在全美*51個選區、超過2.3億位選民中，每個選區的城鄉差異、社經階級和族裔背景都展現出巨大的政治分歧。因此「美國選民」的真實面貌不僅極為多元，賀錦麗與川普的支持者的組成，也有明顯分歧。

*51個選區（538張選舉人團票）：50州（535張選舉人團票）加華盛頓特區（3票）。

鐵票倉選民組成：共和黨「南方戰略」與民主黨「歐巴馬聯盟」

根據美國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在選前一個月針對*全美已註冊選民進行的選情民調，儘管賀錦麗與川普的支持度旗鼓相當，但兩黨「核心支持者」卻有著明顯的光譜差距──川普以白人、農村居民、高中學歷以下、男性選民為骨幹；賀錦麗則以非白人的多元族群、都會居民、大學學歷以上、女性選民為核心。

*美國選民需要「選前註冊」才能投票。以2020年總統大選為例，全美共有2億3,000萬人符合選民資格，其中1億6,800萬人（73%）選前註冊，但實際投票只有1億5,400萬人。

政治大學創新國際學院助理教授卞中佩向《報導者》解釋：賀錦麗和川普所仰賴的主力支持者，基本上仍是依循著美國兩黨的傳統政治光譜為輪廓。自從1960年代共和黨開始「南方戰略」（Southern strategy）以來，白人、宗教保守派與農村選民就是共和黨的鐵票區；但賀錦麗的支持者骨幹仍以所謂的「歐巴馬聯盟」（Obama coalition）為基礎，也就是民主黨在冷戰結束之後，以都會選民為核心，集結高學歷與有色族裔於同一陣線的多元聯盟。

卞中佩指出，自從2008年以來，歐巴馬聯盟就一直是民主黨的選舉基礎盤，因為從2000年開始，美國白人保守派的選民比例就持續下降，這一方面是因為接受高等教育、擁有大學以上學歷的美國人口愈來愈多，二方面拉丁裔選民為主的有色族裔選民比例大幅增加，因此美國政壇過去10年一直在討論「拉丁裔選民崛起」和「新一波『政治重組』（Political realignment）」的可能性。

當時許多政治研究者都關注全美第二大州──僅次於加州的德州──是否變天。德州擁有40張選舉人團票，對兩黨勝選至關重要；過往德州是共和黨最重要的鐵票倉，1980年之後的每次投票也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勝出。大家關注焦點在假若德州成為搖擺州、甚至變天為民主黨州，共和黨幾乎難以贏得總統大選。

卞中佩表示，以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投票前夕美國媒體都以為共和黨的傳統鐵票倉──德州──有可能被民主黨翻盤，因為拜登與川普的選前民調，當時一直在1個百分點內纏鬥。當時大家認為，這可能和德州大幅增加的拉丁裔選民（占德州合格選民的三分之一）有關，因此選前輿論都很關注德州的即將變天、甚至就此改變美國選舉的政治版圖。

「但2020年的選舉結果，德州仍由川普與共和黨拿下。民主黨相當失望，更發現以拉丁裔為首的『歐巴馬聯盟』開始出現右傾、甚至轉向支持共和黨與川普的保守化跡象，」卞中佩表示。

美國版圖的「政治重組」
20世紀的美國政治出現過3次主要的選民版圖變動，分別是1930年代民主黨的「新政聯盟」（New Deal coalition）、1960年代共和黨的「南方戰略」，以及1980年代開始、並以2008年歐巴馬當選總統為重要事件的民主黨「歐巴馬聯盟」。
「新政聯盟」指的是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於1933年當選後，推行振興經濟的政策，吸引了工人階級、工會組織、北方都會居民與知識分子的支持。這一聯盟大幅擴張了民主黨原本依賴南方州與農業仕紳的傳統基本盤，使民主黨從過去的保守主義轉向多元進步派。
1960年代，越戰反戰浪潮和黑人民權運動引發了民主黨內部的分裂，共和黨則藉機推出「南方戰略」。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利用這一策略，通過捍衛傳統價值與社會秩序，吸引南方州的白人保守派、教會群體與農村選民轉向支持共和黨，進而打破民主黨的南方票倉。
從1980年代起，美國的人口結構因經濟成長、產業轉型、高等教育普及與移民政策的變化而產生巨大變化。民主黨除了在北方都會區的工會勞工、高學歷選民和專業人士中的基本盤，也吸引了非裔、拉丁裔和亞裔選民的廣泛支持。這種主打多元、進步、社會平等的政治路線在2008年達到頂峰，當時歐巴馬當選為美國首位非白人總統，因此這一聯盟也被稱作「歐巴馬聯盟」。

搶攻搖擺票：猶豫中的少數族裔與白人女性選民

為了理解美國選民結構與候選人政見光譜之間的連動，《報導者》整合了2016年、2020年與2024年三屆美國總統大選前夕，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民調數據，並以性別和族裔為主要指標，分析美國主要選民族群的政黨偏好與投票傾向。

分析結果顯示，民主黨雖然仍是拉丁裔、非裔／黑人、亞裔選民主要支持的政黨，但支持率從2020年以後便持續降低──其中，黑人男性與拉丁裔女性選民的大幅「右轉」，更凸顯民主黨的選情陷入危機。

根據《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與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針對2020年總統大選的開票分析，美國白人選民約占總投票數的74%，其中有55%的選票支持川普。然而，拜登和民主黨卻能透過在黑人（總票數11%）、拉丁裔（9%）和亞裔（2％）選民中的壓倒性優勢，取得足以反超民主黨在白人落後票數的逆轉票數，這是上一屆選舉時拜登在*亞利桑那州和*喬治亞州等關鍵搖擺州驚險勝出的關鍵──正因如此，賀錦麗陣營才對拉丁裔和黑人的支持度下滑格外緊張。

*亞利桑那州：25%合格選民為拉丁裔。

*喬治亞州：33%合格選民為黑人／非裔。

卞中佩指出，非白人選民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民主黨的鐵票選民」，其中拉丁裔選民尤其被視為左右選戰的關鍵。這是因為從2000年至2024年間，拉丁裔合格選民的數量增長了2.5倍，*甚至已超過非裔，成為美國最大的非白人選民群體。但與黑人選民相比，拉丁裔選民的投票率長期偏低，且內部的族裔背景呈現出顯著的政治分歧。例如，佛羅里達州的古巴裔美國人就由於冷戰的反共歷史和福音派教會的影響力，普遍展現出非常保守的政治傾向。

*甚至已超過非裔：以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為例，符合投票資格的拉美裔美國公民約有3,230萬人，較非裔合格選民多出10萬人。但拉丁裔選民投票率當年只有53.7%，非裔選民卻有62.6%，因此雖然拉丁裔選民總量足以左右大選勝敗，但實際前往投票卻比非裔選民少了250萬票。

除了族裔背景，拉丁裔美國社群通常具有明顯的移民背景與經驗，傳統上他們對於「經濟問題」的反應較為強烈，但在墮胎權、種族平等和槍枝管制等政策立場上，態度相對消極。卞中佩分析：

「儘管川普的移民管制政策經常被批評為『種族歧視』，且對有色族裔抱持偏見立場，但愈來愈多民調與媒體報導卻顯示，拉丁裔、亞裔和非裔選民對川普的信任與支持度其實持續上升，這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非法移民對合法移民的工作機會和社會形象帶來了負面影響；另一方面，與種族歧視的疑慮相比，川普的經濟政策中所展現的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更能引發這些草根選民在現實生活中的共鳴。」

除了拉丁裔與黑人選民對民主黨的支持減少外，亞裔美國人也展現出顯著的*「右轉」趨勢。儘管亞裔僅占美國總選民數的2%，且主要集中在如加州、紐約州和德州等政黨傾向較為穩固的州，但亞裔是過去20年來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族群之一，其右傾趨勢仍然對國會眾議院選情──特別是共和黨爭取的席次過半──相當關鍵。

*「右轉」趨勢：根據專門研究亞裔美國人及太平洋島民的研究組織AAPI數據，2016至2024年間，亞裔男性對川普支持度自26%成長至37%，漲幅為11個百分點。

美國輿論也發現：2024的美國大選中，以種族為區分的身分政治較過往為模糊，但教育程度、階級、宗教和地理等因素在選民中的重要性卻明顯上升。《NPR》以黑人年輕選民的保守化趨勢為例，指出新一代的美國人已遠離民權運動的世代記憶。儘管川普任內曾爆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社會抗爭，但這波街頭運動的政治能量在拜登任內大幅和緩並消散，反而使得年輕一代的黑人選民缺少參與投票、或繼續為民主黨催票的熱情。

儘管賀錦麗有非裔與南亞裔的出身背景，民主黨在號召拉丁裔與黑人選民──特別是沒有大學學歷的年輕男性──以維持「歐巴馬聯盟」的策略上，卻面臨支持度不如預期、甚至被共和黨分票的動員困境；但相對地，賀錦麗作為美國史上第二位主流政黨的女性總統候選人，其阻止川普重返白宮的搶票關鍵，卻是女性選民。

自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女性選民的投票參與率和投票數量就超過了男性。以2016年和2020年總統大選為例，*女性選票就比男性多出了將近1,000萬票。根據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美國婦女政治中心（CAWP）的統計分析，自 1996年開始的每一屆總統大選，超過50%美國女性選民都投給民主黨，特別是在2016年川普崛起之後，民主黨在女性選票中的優勢持續擴大，並以超過10%的優勢長期領先共和黨。

*女性選票就比男性多出了將近1,000萬票：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統計，2020年大選參與投票的女性選民有8,215萬人，男性為7,247萬人；2016年大選的女性投票數量為7,374萬人，男性則為6,380萬人。

但女性選民依族裔、學歷與年齡可被區分為多個差異化團體，其中，黑人群體、拉丁裔與亞裔對於民主黨或賀錦麗有壓倒性的支持；白人女性選民票數投票人數高達5,700多萬，票數最多、政黨意向卻最為分裂。

白人女性選民長期來是美國共和黨與保守派重要的票倉。根據南加州大學教授容（Jane Junn）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副教授馬蘇卡（Natalie Masuoka）的研究，自1952年總統大選以來，民主黨僅在1968年的詹森（Lyndon B. Johnson）和1996年的柯林頓（Bill Clinton）兩次贏得白人女性的多數選票。原因除了過往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勞動結構所限制外，也與教會傳統提倡的保守家庭秩序有關。然而，隨著人口與經濟結構的轉變，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女性的經濟機會與教育水準大幅提升，白人女性選民也因教育程度和經濟所得的差異，政治意向分布開始出現變化。

《報導者》以皮尤研究中心性別、族裔、學歷數據為選民分類，發現「大學學歷以上的白人女性選民」是白人選民中傾向支持民主黨的族群；「高中學歷以下的白人女性選民」則是美國投票人數最多的群體（每4張總統選票中就有1張來自這一族群），其中有超過6成支持川普。

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劉文認為，2016年總統大選中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與川普的對決，是美國性別政治在選戰中被討論最多、衝突張力最強的一次，選前大家都認為希拉蕊的當選機率更高，但後來分析得票模式時卻發現：

「女性政治人物並不總是能吸引女性選民的支持。她受到知識精英的歡迎，但教育程度較低的女性選民質疑她的代表性，甚至出現仇視菁英女性的傾向。」

「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女性選民似乎更傾向支持強人政治、鐵腕執法。她們認為自由派所倡導的性別平等、多元價值甚至墮胎權等，只是民主黨菁英的空中樓閣，與她們的現實生活毫無關聯。」

從高中開始就在美國求學和生活20年的劉文說，這反映了美國政治的典型問題──美國社會的生活差距過於巨大，生活在紐約、洛杉磯、西雅圖等大城市的居民，和生活在愛荷華州農村的小鎮村民之間，彼此的經濟模式、生活傳統、社會價值和世界觀有著徹底不同的現實。

然而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女性選民除了族裔與教育背景的差別之外，另一個關鍵變因──選民年齡──也因為兩黨對於「墮胎權」的爭議，而成為選戰焦點。自從2022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羅訴韋德案〉之後，美國各個保守州紛紛推出嚴格且具爭議性的人工流產禁令。在墮胎權議題上，以賀錦麗為首的民主黨主張推動聯邦修法，以保障女性的孕期健康與基本身體自主權；至於川普與共和黨的態度則相對保留，儘管保守派意見多期待能推動聯邦層級的全國性墮胎限制法，但共和黨的基本立場仍是認為「相關問題不應由聯邦統一管轄，而應尊重各州政府的立法決定」。

一切只求拚經濟？兩黨支持者在意的選戰議題

不同政黨的支持者，對於美國未來的政策關注也有明顯的差異。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2024年9月──也就是川普與賀錦麗各自公開了副手搭檔並正式被提名為總統參選人後──所做的選民政見觀點調查，共和黨支持者最在意的3個政策議題，分別為經濟（93%）、非法移民（82%）與暴力犯罪問題（76%）；民主黨支持者則最在意醫療健保（76%） 、大法官任命（73%） 和經濟（68%）。

在皮尤民調當中，民主黨支持者著重的議題相對分散，共和黨支持者則高度集中在經濟政策與邊境管制。其中，雙方最大分歧是氣候變遷，最重疊的是經濟。

值得注意的是，兩黨支持者在「外交政策」的關注度上存在顯著分歧。根據皮尤的數據，外交政策在共和與民主兩黨支持者在選戰中重要的排序分別是第4和第8。對此，卞中佩提醒，解讀選民反應時應考慮到執政背景的影響，因為選民的回應可能更多是對拜登政府現行外交政策的信任或滿意度，而非候選人的外交政策提案直接影響選民的投票行為。

哈佛大學經濟系博士前研究員鄭紹鈺對《報導者》表示，雖然經濟議題原本就是美國大選的重中之重，但COVID-19疫情後的經濟衝擊與通膨，至今影響美國經濟產業鏈的供需穩定，許多中小企業倒閉，專業技術來不及轉移，甚至直接從產業鏈中消失：

「小至印刷染劑，大至軍火工業，我們都能看到美國供應鏈仍處於混亂與重整。這雖然不至於讓產業陷入癱瘓，但生產效率受到影響，或者說，我們現在看到的美國國防產業在軍援烏克蘭、軍售台灣時出現的Backlog問題（未交付訂單累積），都受到很大衝擊，且目前看不到有效解方。」

除了生產的混亂，美國一般民眾的家戶收支也因民生物價上漲，生活成本大增。但美國聯準會（Fed）以遏制通膨為由的升息，卻加劇了中產階級的貸款壓力，特別是房貸負擔。

對於美國人來說，「買房」這件事的目的，不僅是成家立業，更是中產階級累積資本、財富的主要管道。「美國中產階級的典型人生，就是不斷地借貸，」鄭紹鈺解釋，從大學學貸、房貸，直到退休都在為各種貸款工作，等到50、60歲左右繳清房貸，房子就成為他們最主要的財富來源，比如將房子重新抵押成投資基金、或開啟新生意等。

然而，在美國央行升息的環境下，以房貸為主的各種貸款壓力已經讓中產階級感到喘不過氣。鄭紹鈺觀察：

「過去一年新聞上經常出現『我買了一棟房子，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生活和經濟狀況愈來愈糟』的典型故事。這些經濟壓力在選舉年裡，很容易轉化成為政治民怨。」

「美國優先」氣氛下，外交議題重要嗎？

雖然美國選舉流傳著一句經典名言：「笨蛋，問題出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但實際上，美國選民在選戰中關注的議題更為多元，並且緊密連結當代的政治情勢。

根據蓋洛普民調（Gallup）自1948年總統大選以來的數據，二戰後至1964年間，美國選民的核心關注議題主要是國際關係、戰爭與和平，反映了冷戰初期的政治氛圍。然而，在1964年至1972年間，隨著越戰的影響以及國內黑人民權運動和反戰抗爭的發展，選民對於種族歧視與道德議題的關注上升。直到1970年代，美國經濟議題才逐漸成為選舉中的核心焦點。

除了政見議題的優先序差異，川普與賀錦麗的支持者，在非法移民對策、墮胎權、槍枝權利與外交政策上，也有相當明顯的價值觀對立──例如，在非法移民的管制對策上，川普支持者更著重於驅逐遣返，賀錦麗支持者則更傾向為其中符合條件的非法移民提供拘留解套條件；在墮胎權對策上，川普支持者傾向進一步禁止，賀錦麗支持者支持合法開放；在外交政策上，賀錦麗支持更認可擴大國際結盟、採國際自由主義立場，川普支持者則有更明顯的孤立主義和「美國」優先傾向。

以對外政策為例，儘管2024年大選中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持續出現兩人的政見辯論之中，但兩黨支持者的反應卻有很大的差異，其中軍援烏克蘭問題最為明顯。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之初，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對於軍事援助烏克蘭的支持度相對一致。然而隨著戰爭延續，從2022年秋季開始，美國民意開始分歧，民主黨支持者大多仍然堅持支持軍援，但從2023年初開始，愈來愈多的共和黨支持者認為軍援「已經過頭」，到了2024年7月接近一半的共和黨支持者反對繼續大量軍援。此外，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的共和黨支持者比例也從戰爭初期的51%下降至26%。這反映了共和黨支持者偏向「美國優先」或孤立主義的立場。

事實上，在2024年4月的皮尤研究中心對於美國民眾的外交意識調查裡，也證實了類似趨勢。報告顯示，超過83%的民意認為「比起外交政策，政府應更著重內政」，而美國民眾最重視的5個外交政策問題，依序為：保護美國不受恐怖攻擊（73%）、阻止非法藥物流入美國（64%）、阻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63%）、確保美國軍事優勢的全球領先（53%）和減少傳染病擴散（52%）。

皮尤研究中心表示，雖然在2018年～2024年間，對於「中國戰略威脅」的大幅提升，是美國社會變化最大的外交認知，但世代之間對於中國威脅的感受落差感極大──65歲以上民意有72%認為應該積極防堵中國影響力，但30歲以下受訪者只有28%採此觀點。

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指出，近年來美國政壇逐漸形成兩黨共識，認為中國構成穩定且長期的戰略威脅。然而，相較於政界的這種共識，美國一般民眾對中國威脅的具體認知相對模糊。特別是在與俄侵烏戰爭和以色列─哈馬斯戰事衝突相比，中國威脅或武力入侵台灣的情境對普通選民來說顯得更加抽象和不確定。因此，在此次選戰中，選民的注意力更多被國內的現實議題所分散，外交議題的關注度相對較低。

賴怡忠進一步解釋，雖然總統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導權相對較大，但國際事件充滿不可預測性，與其關注川普和賀錦麗在選戰中的外交政見與個人發言，未來總統所任命的國安團隊才更能準確反映美國在國際議題上的重點、路線與應對邏輯。他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