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廢墟少年」現場：那些深淵邊緣的孩子，與接住他們的人

2017年，《報導者》推出《廢墟少年》系列，描繪那些從失能家庭中跌落的少年們，如何在困頓中求生。報導後不久，政府啟動強化社會安全網一期，試圖用家庭為中心、社區為基礎的模式接住這些孩子；2021年二期上路，預算從68億元增至407億元。然而，制度擴張的速度，仍追不上家庭結構的快速瓦解與心理健康問題的擴張，更無法預見COVID-19疫情3年對最脆弱孩子的影響。
8年後，我們再度回到現場，看見的是一個更沉重的現實：高風險少年雖被更細緻地分類與監測，卻在校園、社區與網路裡，被更隱微地排除。他們的家，不再是庇護；他們的未來，被丟進黑白模糊的灰階裡。他們不是不想翻轉人生，而是選項太少，誘惑太多，標籤太快貼上，而政府各部會的整合速度和服務量能是否追得上？
我們追蹤一群曾經或此刻正站在深淵邊緣的少年與少女，以及選擇伸手、不放手的第一線工作者，這些年他們看見什麼？他們為何搶時間、搶人，對抗一個傾向遺忘弱者的世界？

6月中旬的一個上午，林立青、陳又慈興奮地在群組裡分享難得的好消息：「我們把人救下來了」。

那是個長達一年的法庭訴訟，被起訴的是少女語欣（化名），兩年多前，還未滿16歲的她，因物質成癮的母親用她的手機販賣毒品而以幫助犯被起訴；13歲時父母離異，她跟著母親四處流浪，曾在母親犯案時四處籌措交保費，甚至向高利貸借錢、做粗工還債。後來母親遭通緝，她各地寄居，直到遇見陳又慈、《做工的人》作者林立青，經歷多次開庭，終於在剛滿18歲之際「被救了下來」，被判緩刑，不必入監，人生有機會翻轉。

「被判緩刑」*:指「法官認為語欣在破碎家庭長大，母親涉及毒品案，家庭管教功能無法發揮，但目前在教會和友洗社創的協助下穩定工作，判刑2年6個月，緩刑4年，付保護管束。」

陳又慈，43歲，153公分嬌小個頭，是新北市土城區金城教會的輔導員，也是孩子們口中的「又慈媽媽」。過去5年多，她陪伴近70位像語欣一樣家庭失去功能、在社會邊緣掙扎漂流的少年：因隔代教養與家人衝突離家、為照顧身障父母邊讀書邊養家、中輟後被集團利用、被騙出國差點賣掉器官⋯⋯。

陳又慈因緣際會聯繫上林立青，為語欣和這群家庭邊緣且脆弱的未成年人開啟職業訓練，林立青才發現他們是在「虎口奪人」。

他們見證脆弱社會的深淵

林立青說：「你們先前寫的『廢墟少年』狀態，根本沒被解決，我們得從黑道和官府手中把孩子搶救下來。」

「這是現代版的悲慘世界。」──林立青如此描繪。

2017年，《報導者》推出《廢墟少年》系列報導，深入採訪數百名高風險家庭少年，看見少年們如何在家庭失功能後求生存。8年過去，我們看見這類脆弱家庭，以更快的速度陷入流沙。

教育、少年司法工作者，則親自走進現代版悲慘世界。

在雲林一間專收中輟生的中途學校擔任老師18年，張文政見證許多孩子在複雜的重組家庭和「不是的父母」陰影下，失去童年──如一對高度倚賴社會福利生活的父母，為獲取更多報酬，用孩子進行人口交易。

他信手拈來「暗黑級」個案：一對領低收補助的夫妻共生下7個孩子，年齡介於1歲到11歲，各個領有政府補助。但這對夫妻先是將一名親生的男童私自交給甲扶養，並收取50萬元；不久後甲又開價100萬元，要求夫妻隔年再生一個孩子陪伴男童，於是夫妻特別去醫院把避孕器取出，再次懷孕，之後交付女嬰。事情被揭發後，這對夫妻因買賣人口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他們其中一位輕度智能障礙的孩子，便因父母服刑無人照顧，來到中途之家。

「將一名親生的男童私自交給甲扶養」*:指「台灣雲林地院108年度訴字第588號刑事判決（裁判在民國109年），指出這個孩子當時是因父母無力扶養，透過他人的媒介（並非收出養機構），配合辦理可收養手續，但因遭法院駁回，而採取更改姓名及委託監護，當時判決認為此案有販賣人口的故意。但在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訴字第736號，則判決此男孩的出養難謂有圖利而買賣的主觀犯意；而後來的女嬰則明顯有對價關係，當時夫妻刻意取出避孕器而懷孕，並收下新台幣100萬元，被判決有買賣人口之行為。」

此案發生在6年前，服刑完畢的母親，上個月向中途學校要小孩，說要帶回扶養，張文政無奈地說：「這對夫妻曾把孩子當商品，明顯不適任。不知道這段獄中生活能讓他們改變多少，但父母仍有親權，如果要帶回去我們也無能為力。」

我們也走進更末端，全台最大的矯正學校彰化縣勵志中學，這裡收容330多位被法院裁定感化教育的司法少年少女的學校。校長林家如勾勒孩子與他們的破碎家庭：把2個月大弟弟放在書包裡帶去上學，後來還被母親賣給其他男人抵債的少女；國中小階段就觸法踏入灰色經濟工作，一出校門家長就把少年載回家準備混更大尾⋯⋯。投入教育現場27年的林家如說：

「矯正學校」*:指「是《少年事件處理法》中最嚴厲的保護處分，少年得在矯正學校接受最長3年的隔離矯治。」

「少年原生環境的巨變讓我們措手不及。」

每一年，究竟有多少兒少生活在脆弱的家庭裡？他們是名冊上的一筆數字，還是被真實看見的一個個臉孔？

社安網大量撈出的黑數

2017年年初《報導者》開始追蹤台灣高風險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盤點出家庭裡主要照顧者因貧或病、失業、精神疾患、入獄等各種原因，讓家庭中的孩童身陷高風險的家庭。當時我們看到每年近3萬戶被通報的家庭，牽涉的孩子約4.3萬名；我們目睹為數不少12～18歲青少年成為家庭失能下的犠牲品，他們一旦脫離童年，進入青春期，得開始照顧自己甚至家人，有的很早就走向童工或少年工命運，甚至成為無家者。

當時的報導曾引起立法和行政部門以及社會的重視。2018年，時任政委的林萬億與衛福部推動強化社會安全網計畫，將高風險家庭分為有家暴、性侵議題的「危機家庭」，以及有社福服務需要的「脆弱家庭」（簡稱脆家）。 與當時兒少照顧為核心出發的高風險家庭不同，脆家是「全齡服務」，意味著只要家庭裡的任何人出現六大面向的脆弱因子，都可能成為服務對象。

「六大面向」*:指「脆弱家庭的指標是涵蓋六大面向的表格，下含十多項脆弱因子，從家庭經濟拮据、失功能、身心障礙者、兒少發展不利處境、個人自殺自傷行為都要處理，可說是包山包海。六大面向為：

1. 家庭經濟陷困需要接受協助。

2. 家庭支持系統變化，影響家庭功能需要接受協助。

3. 家庭關係疏離、緊張或衝突需要接受協助。

4. 兒少發展不利處境需要接受協助。

5. 家庭成員有不利處境需要接受協助。

6. 因個人生活適應困難需要接受協助。」

儘管服務對象是全齡，但《報導者》從主責機關衛福部社家署的勾稽資料中，盤點目前的脆家通報統計，發現脆家通報戶裡的兒少人數，在脆家管理平台啟用的2019年是6.1萬名，2024年來到8.9萬名（少年占比約23%～26%，其餘是兒童），兒少人數是8年前的兩倍。

脆家通報與開案數的增加代表什麼？除了家庭議題複雜化，以及責任通報的制度建置，社工經驗16年、目前擔任新北市社會局社工科科長劉彥伯也認為，這是因為社會大眾覺察問題的敏感度也增加了，「看到家庭出狀況而通報的概念變得普遍，也對政府介入家務事的標準降低。」光新北市過去7年的脆家通報總量就從不及10,000件，到2024年已增為將近18,500件。

強化社會安全網施行後，各縣市政府設置集中篩派案中心，將發生兒少保護、家庭暴力、性侵案件的「危機家庭」案件派給家防中心，未發生暴力、但有社會福利服務需求的「脆弱家庭」則派給社福中心。如果是單一且能立即連結資源的脆弱因子，例如家庭經濟困難，能直接透過公所申請補助；長者生活不便自理，能立即提供長照資訊或轉介資源，即由單一服務單位提供協助。但若個案議題綜合多種脆弱因子，需要「個案管理」的角色整合跨網絡資源，則會被社福中心開案。服務時間因家庭議題複雜程度及復原力，可能長達1～3年。

「危機家庭」*:指「2025年社安網計畫就危機家庭核定經費為16億2千萬元。」

「脆弱家庭」*:指「2025年社安網計畫就脆弱家庭核定經費為15億3千萬元。」

從2021年至2024年至今，政府每年新開案脆家數約15,000戶（開案以戶為單位），其中，約有5,800戶的兒少被開案服務，意味18歲以下的案主占總開案數約4成，而且進案數微幅增加中；若將全齡脆家案主納入統計，15,000戶脆家裡有超過15,000名兒少生活其中，廣義地生活在具脆弱因子的家庭裡。

以22縣市人口最多的新北市為例，新北社工科督導林映青分析，從前服務高風險家庭，較顯著的需求是經濟困境，為其申請補助是常見的服務方式。現在的脆弱家庭普遍綜合多個脆弱因子，涵蓋孩子的課後照顧、夫妻衝突、就業資源、精神醫療或長照資源等需求，需要更多跨局處資源共同進場，才能穩定撐住一個家。從新北市的脆家統計可見，有30%的脆家需要2個局處同時介入，18%需要3個局處。

除了社會型態與家庭型態的轉變，家庭變得更原子化，支持系統不足，網路和社群媒體的普及，加上3年COVID-19疫情衝擊，進一步加劇家庭的脆弱性。

從父母到孩子，一股絕望感的循環

被生活重擔壓垮的大人，任情緒滲入孩子的世界。而孩子，又能逃去哪裡？

泰山少年培力園是新北市政府長期合作的7家少年中心之一，主任莊宛蒨20年前就開始做兒少工作，服務社區裡的青少年和他們的家庭。她表示，疫情後她接觸到的父母，花更多時間擔憂生計：

「長工時、微薄就業，不自覺地把情緒倒進家裡，孩子首當其衝承受父母的言語或肢體暴力。」

調出各項統計數據，在疫情三級警戒下人人出不了門、家庭脆弱因子不易被發現的2021年，脆家通報數下降，但家暴通報量、單親家庭戶數、全體失業率都悄悄爬升。2022年後疫情漸趨緩，後座力開始浮現，自殺通報人次、脆家通報數陸續反彈式成長。

「家暴通報量」*:指「根據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家暴通報量從2019年12.8萬件，成長到2020年的14.1萬件、2021年14.9萬件、2022年15.7萬件、2023年16.8萬件。」

「單親家庭戶數」*:指「根據行政院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台灣單親家庭戶數2020年為87.7萬戶，2021年為96.3萬戶，最新統計是2023年的963,697戶。」

「全體失業率」*:指「根據勞動部勞動統計查詢網，2021年5月，當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提升全國疫情警戒至第三級，全國一口氣增加8萬多失業人口，失業率攀升到歷年高點的4.8%，有57萬人失業。」

「自殺通報人次」*:指「根據衛福部心健司統計，2019～2023年全國自殺通報人次分別為34,889、39,765、38,296、42,381、47,735人次。」

第一線工作者對這個情況感受很深，受訪時她們會提及這一代30、40歲的父母不見得不愛孩子，「不少人在我這個年紀就已經生病，沒辦法去顧好下一代」、「他們媽媽跟我差不多歲數，嚴重的情緒狀況」、「這一代可能跟孩子像朋友一樣，但會直接對孩子分享自己想死的訊息，甚至在孩子面前自殺」。衛福部資料也顯示，目前脆家開案戶數中，約有1,000戶兒少的主要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或有智能障礙等疾患。

「兒少的主要照顧者罹患精神疾病，或有智能障礙等疾患」*:指「根據身心障礙新制，身心障礙類別共有8類，此處指的「罹患精神疾病」，定義為主要照顧者經鑑定評估後，障礙類別符合「第一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疾病類別涵蓋智能障礙、植物人、失智症、頑性（難治型）癲癇症、自閉症、慢性精神病。2021～2024年，符合身心障礙第一類認定的脆家主要照顧者，戶數分別為1,036戶、1,108戶、1,136戶、1,070戶。」

★延伸閱讀：〈走進脆家兒少心理廢墟：用創傷知情，療癒家庭帶來的傷〉

金城教會輔導員陳又慈正是在疫情時開始大量接觸到遊盪的少年。她先是在公園裡接觸到一群孩子不上課，四處閒逛到深夜，一開始她跟教會牧師陳恆容先請孩子進教會吃頓暖飯，熟悉後幫孩子們買衣服，教女孩用衛生棉，慢慢了解到許多是失親、隔代教養的孩子，長期缺課或慣性中輟。教會在土城，但孩子來自泰山、萬華、中和，多數孩子或他們的家長有被社工開案服務。

狀況不佳的大人勉力活著，讓仍在成長階段的未成年落入「絕望感的循環」。

擔任少年社工15年的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主任高珮熏，描繪近年她遇到脆家少年的樣子：

「玩不起來，真的玩不起來，有時候我很期待他們玩起來，對生活有目標，但現在看到的是對生活沒有目標，沒有策略，爸爸怎麼了不關我的事，家人怎麼了不關我的事。那個『不關我的事』背後更多是不知道怎麼關懷別人，不在乎任何事了，是這世界的人說我很爛，這個年代很爛，家庭很爛，那我就爛。」

網路和社群媒體，更加劇了家庭和兒少的脆弱性。

外展社工為何找不到少年？網路的影響超乎想像

2017年，我們書寫《廢墟少年》時提及「外展社工」主動出擊的重要，社工主動到街頭、籃球場、公園結識少年，走進他們的生活，提供協助。也不過8年時間，社工們異口同聲表達：「現在外展幾乎找不到少年了！」少年大幅轉往隱蔽且難以進入的私人場所，造成實體外展的莫大困境。

「外展社工」*:指「外展（Outreach）社工，是主動到少年聚集的地方，結識少年，並提供協助，而非留守辦公室等待少年上門。相關報導請見〈【香港篇】社工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打電玩、上街頭找回失落少年〉。」

孩子們不在街頭、不在籃球場，他們遁入手機、短影音與私訊群組的世界。兒少上網時間在疫情時躍升到每週42.7小時。2024年，有87%的兒少擁有手機，平日平均每天上網4.6小時、假日7.2小時掛網。

日光內海青少年兒童發展協會執行長蔣素儀現以台南市佳里區為據點，陪伴兒少。她常看到孩子無意識地滑手機，「孩子用『滑』這個動作，麻痺所有不舒服。」當疫情過去，她終於能跟個案碰面，卻不易重拾過往的互動模式，「會感覺到錯失了某些機會。」

網路也讓少年連結了虛擬社群，成為脫開現實的逃生口。2023年，被通報失蹤的兒少有2,254案，2024年被通報失蹤兒少也有1,687案，幾乎每天有5位兒少離家不知去向，其中9成以上是少年。跟早年被拐騙導致的失蹤不同，為數不少的少年自願離家去見網友。

「9成以上是少年」*:指「2024年被通報失蹤的人數1,687案，12～18歲共1,545案，占91%。」

即便家庭功能穩定的家長，都難以確認孩子在網上遇見誰、是否點進不合適的網頁，是否跟跨齡網友出遊。而對家庭功能弱的少年來說，更欠缺數位教養的能力。

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吳齊殷在過去20年，持續關注父母教養行為對青少年的影響，看出一個諷刺的事實。他指出，2010年前，社會有一派觀點認為網路的自由資訊、免費課程有機會促成階級翻轉，但近年國內外研究卻顯示，網路反而加深階級落差──中產家庭尚有心理空間陪伴孩子、為其建立生活和行為規範，但為三餐奔忙的父母，休息時全家放空玩手機、玩線上麻將，底層家庭並沒有餘裕做學習。

吳齊殷無奈地指出現實：

「家庭經濟結構的力量太強了，智慧型手機的使用和數位教養的階級落差，加速階級的不平等。」

墜落黑暗，一念無明

社會的生態變化讓原生家庭得花更多力氣去辨識外在資訊，當青少年被網路世界帶著跑，失功能的家庭難以協助少年們抵禦。

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和社工都發現少年的情況變化很快，已從單一行為轉變為多重行為，而他們墜入黑暗的進程變得更迅速。

2021年《少年事件處理法》修法，政府機關透過少年外在行為的輕重緩急程度，定義並網住風險少年：中輟生、偏行少年、曝險少年、司法少年。若以一條光譜比喻，凡聚眾滋擾、與有犯罪習性者交往、損及公共秩序等，屬偏行少年，是風險一邊的白灰階；經常攜帶危險器械、施用毒品或預備犯罪尚未觸犯刑罰，是踩進深灰階的曝險少年；已有犯罪事實的司法少年則踏入光譜的深黑。

「中輟生」*:指「國小、國中生未請假或請假未准，連續3日以上不到校。」

+「偏行少年」*:指「根據《 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偏差行為少年的定義包括：+

1. 與有犯罪習性之人交往。

2. 參加不良組織。

3. 加暴行於人或互相鬥毆未至傷害。

4. 藉端滋擾住戶、工廠、公司行號、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5. 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

6. 深夜遊蕩，形跡可疑，經詢無正當理由。

7. 以猥褻之言語、舉動或其他方法騷擾他人。

8. 無正當理由跟追他人，經勸阻不聽。

9. 逃學或逃家。

10. 出入酒家（店）、夜店、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售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及其他涉及賭博、色情、暴力等經社政主管機關認定足以危害其身心健康之場所。

11. 吸菸、飲酒、嚼檳榔或使用其他有害身心健康之物質。」

12. 觀看、閱覽、收聽或使用有害其身心健康之暴力、血腥、色情、猥褻、賭博之出版品、圖畫、影片、光碟、磁片、電子訊號、遊戲軟體、網際網路內容或其他物品。

13. 在道路上競駛、競技或以蛇行等危險方式駕車或參與其行為。

14. 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類產品，致有害身心健康。

15. 其他不利於健全自我成長，或損及他人權益或公共秩序之行為。

「曝險少年」*:指「依據《少年事件處理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各目所列行為，指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觸犯刑罰法律之虞者：

1. 無正當理由經常攜帶危險器械。

2. 有施用毒品或迷幻物品之行為而尚未觸犯刑罰法律。

3. 有預備犯罪或犯罪未遂而為法所不罰之行為。」

社工高珮熏說：「我們還在聊明天要陪他找工作，但晚上有朋友接觸，隔天一早他就準備飛去柬埔寨。」在脆弱家庭中長大的少年，沒有保護網，她形容那像是一步錯，就落入更深的黑。

青少年需要輔導的強度從一、二級升到三級，從輕微偏差惡化到嚴重偏差的速度非常快。尤其沒有家庭支持的脆家少年，可能就在自力更生第一步踏錯了路，接觸堂口和會所。曾在黑社會走一遭的少年告訴我們，這些地方讓他們接觸犯罪，卻也給了照顧、歸屬與經濟上的安全感。

「需要輔導的強度從一、二級升到三級」*:指「根據《學生輔導法》第6條，學校應視學生的身心狀況和需求，在學生有需要時，提供三級輔導。分別是由學校全體教師合作把關的發展性輔導（第一級），包括生活、生涯、學習等輔導；第一級無法滿足學生需求，導師可協助轉介到學校輔導室，由專任輔導老師介入，此為介入性輔導（第二級），提供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若無法有效協助學生，則會引入處遇性輔導（第三級），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職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協助學生連結到更多校外資源。」

詐騙、車手、幫派，成為不少少年們第一份「穩定收入」來源。2024年，全台被捕的少年犯中，3成涉入詐欺，高達3,324人。警政署的資料統計，涉犯詐欺罪的少年人數10年間成長4倍。

「10年間成長4倍」*:指「從2015年的805人，到2024年的3,324人。」

不少少年為了自保而攜帶刀具，讓第一線的工作者擔心。陳又慈就經常心驚膽顫地站在高出她幾個個頭的少年中間，要他們「放下屠刀」；她家中的電視櫃最裡層，有塑膠袋和報紙繁複包裹的沉甸物品，那是一般家裡不會蒐藏的數十把刀械和器具：月牙刀、西瓜刀、彈簧刀、鋸齒刀、開山刀，件件像鋒利的兵器，還有甩棍、辣椒水、汽笛喇叭。這是陳又慈從2022年至今，從社區青少年身上沒入的刀具。

2023年12月25日，新北市郭姓國三生殺死同校同學，舉國譁然。當天學校正在慶祝聖誕節，校長剛發完糖果，慘劇在短短數十分鐘內發生。郭生當天手上拿的正是彈簧刀。

儘管距離悲劇已一年半，陳又慈仍記得郭生多年前曾短暫來到距離學校不太遠的教會，「我不會覺得郭生特別異常，只記得他說想去地下盃（機車的飆車競速現場），但沒機會多交談。」後來，校園裡發生殺人案悲劇，陳又慈提醒自己，只要看到社區孩子攜帶刀械，見一個要沒收一個。

雖然社會一直寄望能在兒少進入危機和曝險之前，能透過教育、社區的力量，接住可能墜落深淵的孩子們，不要落入司法。只是，對家庭失能、又失去學力的少年而言，選項太少、誘惑太多。

運氣好的與命運歹的

那些曾跌入深淵裡，而被法院裁定感化教育的司法少年，在外界眼中，他們是窮兇極惡，但對親自入校治療觸法兒少的彰化基督教兒童醫院兒童心智科主任陳力源而言，這群普遍背負創傷經驗與身心議題，家庭、學校無處安頓，醫療也未即時有效介入的少年，經常會成為乳酪理論中層層孔洞連成一線時防線失守的縮影，最終傷了人、也傷了自己。

感化教育是《少年事件處理法》中最嚴厲的保護處分，少年得在矯正學校接受最長3年的隔離矯治，暫時失去自由。被裁定感化的少年，除了其非行行為相對嚴重，更反映他們身邊已失卻所有保護因子。勵志收容的少年平均在校1年半到2年，期間比照108 課綱接受正規教育，也提供技訓課程並輔導考照，有利少年重返校園。林家如坦言，受限家庭環境不允許、身心議題未解、價值觀、學力跟不上等現實因素，期滿出校後繼續升學的少年有限，即使有心想回頭，也常因標籤與排斥再度被推開。

「非行」*:指「非行（ひこう)」一詞來自日本，意指犯罪、觸法。」

「學力跟不上」*:指「林家如表示，勵志的少年入校時都需進行學力測驗，該校學生平均年齡18～19歲，學力平均為國小4～5年級，約11歲程度。」

她當勵志中學校長第一年，一位因詐騙案來到勵志的少年來找她，「他朝著我跑來，大聲說：『校長，我想讀書！可是沒有學校要我。能不能幫我拜託學校，讓我進去讀？』」

這少年順利轉銜入學，一個月後卻打給林家如：「校長我對不起妳，可是我覺得我還是要告訴妳，不然妳會覺得我說話不算話。」原來少年被霸凌而休學：他的抽屜被塞垃圾，桌上被潑飲料、吐口水，考卷被故意打零分，還被同學以「感化生」的身分羞辱。「他問我：『校長，這（我的過去）不都是保密的嗎？』一查才發現，原來是老師事先向全班透露他的背景，要大家別被帶壞。

少年的感化過往讓他在工作時也遭排擠，接著他離職，飛往柬埔寨加入詐騙集團。

此位少年的遭遇並非孤例。教育現場的現實，常讓他們知難而退。

制度的推拒、扭曲、排除

早在新北市國中生割頸事件前，零星的學生毆打老師事件，就已讓學校端極度焦慮，在那之後則出現更多扭曲的教育現況。

8年前書寫《廢墟少年》時，社會相當程度同理觸法的未成年人；但這幾年，幾個重大青少年犯罪事件，國三生割頸案、激增的少年車手詐騙案件、台版柬埔寨案的少年強控車事件、頻繁的未成年無照駕駛，以及教育現場裡失控的生師衝突等新聞，似乎都讓教育、社區面對外顯行為的偏行少年，採取更為明哲保身的作法。

因為一旦接收偏行學生，學校會面對家長投訴與民代壓力，校長恐在升遷路上「翻船」，老師們也擔心班級經營困難。

一名落實義務教育規定的中學校長受訪時則吐苦水說，學區裡幾乎所有問題學生最後都被送到他的學校，老師們提醒過他要注意，但「我不能違法（不收）啊」。只是這句「不能違法」，讓他在照顧占比約十分之一的特教生或偏行少年時，還得兼顧剩下9成「好學生」的需求；然而，光是那十分之一學生，就已大幅消耗他的教學與管理量能。

當制度與現實彼此抵觸，誰來承擔失衡的代價？

無論《報導者》與多名老師和校長的訪談，或是吳齊殷進入國中現場的觀察，都反覆印證相似的結果：師長認為自己能力有限，如果沒辦法救每位學生，就去救那些「值得」的學生，避免學生被「不值得」的學生影響。

吳齊殷說：「在他們看來那是一個非常仁慈的、高尚的想法，但被嚴重孤立的孩子，到學校就趴睡一整天、趴睡每一堂，一個孩子的未來就報銷了。」

教育界默認卻不願明說的真相是，義務教育應該要「零拒絕」學生，但割頸案後，學校更傾向「軟性退貨」曝險少年和司法少年。

多名社工跟我們分享各種學校「退貨」學生的奇招：學生行為偏差時，學校選擇記過、轉班、勸家長轉學，表面為了孩子好，實則踢皮球；有的學校技術性銷掉學生的大過，以利轉出。這類在學年中間轉入的學生，學校會收得特別小心，一旦耳聞不好接，就拋出「學校課程不接軌、校規嚴格，孩子恐不適應」等軟釘子，讓孩子轉去別處，或在原校、新校之間皆感疏離。

「技術性銷掉」*:指「例如讓學生從事簡單的勞動服務。」

一旦曾跌落深淵，少年的過去就像張撕不掉的標籤，阻礙其復歸常人生活的可能。接受《報導者》採訪的兒少工作者都提到，若能維繫良好的家庭關係、健康的人際連結、規律校園生活或穩當工作收入，不論少年脆弱或偏行的程度如何，仍有機會走上正軌。只是，並非所有少年都能得到這份包容。

不去看，不代表不存在

雖然政府已能更早辨識出高風險少年，也在各自權責範圍內伸出援手，例如前端的問題預防交由社福中心、學校輔導室、家庭教育中心，失蹤少年由警察局協尋；接觸三、四級毒品或攜帶危險器械交給少輔會；觸法少年交由少年司法⋯⋯但分工細瑣又缺乏整合，讓看不清網絡全貌的工作者不易協作。

社安網雖強調「一主責、多協力」分工概念，由主責社工訂定目標，與協力單位共同改善家庭處境與功能，但實務上主責、協力角色並不明確，還恐成為推諉卸責的理由。當有心的工作者主動串聯資源，建構服務生態系，為少年創造轉機，卻可能被視作多管閒事，最終劣幣驅逐良幣。當家不成家、政府資源又未有效介入，少年可能落入更封閉、排他的處境，成為未被看見的隱憂。

8年前，《報導者》採訪《廢墟少年》專題時深入黑工市場，記錄未成年童工在田裡噴農藥，在夜市叫賣，在理髮店一天工作12小時，洗一顆頭只賺45元。如今滑開社群，各種打工、兼職、偏門工作機會透過短影音與限動不請自來，加LINE即可面試，工時彈性，當日領現；更誇大若當上指揮車手領提贓款的詐團「車手頭」，能月領20萬元，少年的金錢觀與價值觀隨之扭曲。

從學徒做起，花3、5年培養一技之長的體力活已缺乏吸引力，連噴農藥的工作都快被無人機取代。官方與民間都在開發未就學、未就業少年的就業方案，卻發現這群家庭失功能、家長早早從他們人生中缺位的少年，連基本進對應退、社交技巧都得從頭教起，又能有多少友善商家願意耐著性子，不斷給少年試錯與學習機會？受挫與自我否定交織，有時就在眨眼間，好不容易拉起的少年，又脫離正規就業市場。

除了法律與制度，更需要一群人──像陳又慈、林家如、蔣素儀、高珮熏、林立青──願意伸出手，走進脆弱少年的世界裡，長期陪伴、傾聽、不放手。

不去看，不代表他們不存在。忽視的問題，終將成為我們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