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有意思》強人之後誰來接班？蔣家風暴下李登輝的上位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我戰戰兢兢地「進入」臺灣政治的「狀況」之中，最初見到的是由下而上的民主運動，以及在鎮壓中開始逐漸崛起的新國族主義。在赴任香港後大量閱讀的英文報、華文報，其中備受關注的是成為橫跨太平洋的國際醜聞——江南事件相關報導。這或許是後見之明，此時我碰巧遇上了國民黨政權的危機，也就是其一黨專政體制開始發生動搖。當時此種動搖以獨裁者蔣經國繼承人問題的形式浮上檯面。
從結果來看，從蔣經國（一九一〇～八八）交給李登輝（一九二三～二〇二〇）的權力繼承大戲，涉及了與政治體制轉變及對美、對中的關係，此事說來話長，若有新的資料及觀點浮現，又會出現更新、更長的故事吧。當此事完全變成「歷史」之際，亦即不共享相同時空的後世人們，將要如何闡述這段故事？其實饒富深意，不過此處想先記下當時初出茅廬，並且是自學而成臺灣政治觀察者的我，在一九八五年香港的相關見聞。
繼承人問題的緣起——蔣經國的總統任期與宿疾
蔣經國繼承問題浮上檯面，與其宿疾的糖尿病惡化有關。蔣經國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因前列腺手術住院一週左右，隔年七月底因眼疾入院，一九八二年二月也因視網膜病變入院。同年十一月公布蔣經國的疾病係因糖尿病導致的末梢神經炎。當時臺北消息靈通的人士都一致認定，蔣經國的時間所剩不多。
回顧訪臺筆記，一九八二年訪臺時曾聽聞下荒地修二（當時交流協會總務部長）的觀察，認為蔣經國堅持不到一九八四年的總統選舉。如果死於任內，首先將依《中華民國憲法》的規定由副總統謝東閔（臺灣本省人）繼任總統，不過問題在於之後將如何發展。此處所言的總統選舉並非今日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臺灣民主化之前的總統、副總統係由國民代表大會（二〇〇五年廢止）選出，而這些大多數代表都是在中國大陸時期選出的所謂「萬年國代」，僅有一部分是一九七二年以後導入的「增額選舉」所選出的代表。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後由副總統嚴家淦接續剩餘任期，一九七八年蔣經國指名前述謝東閔為副總統，二人被選為正、副總統。任期為六年，預計一九八四年春天將由國民代表大會進行改選。
事實上，一九八二年夏天我訪臺前不久，臺北政論雜誌《縱橫》的一九八二年七月號，由政治評論家耿榮水以筆名徐策撰寫的〈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成為話題。下荒地氏的言論，帶有這樣的背景原因。順帶一提，在此時間點上，耿榮水提出的接班人人選中，排名第一的是當時的行政院長孫運璿（一九一三～二〇〇六），接著是蔣彥士（當時國民黨中央祕書長）、王昇（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緯國（蔣經國之弟，國家安全會議祕書長）、林洋港（本省人，內政部長，一九二七～二〇一三）。
然而，出人意料地蔣經國之後健康好轉，恢復精力的蔣經國做出新一輪人事安排，首先把他住院期間權力開始膨脹的王昇將軍外調巴拉圭擔任大使，一九八四年的總統選舉中指名李登輝擔任副總統，並將為一九七七年地方選舉敗北負責，而免去國民黨要職的李煥（一九一七～二〇一〇），從中山大學校長調回中央擔任教育部長。江南事件便是在這一連串安排後不久，由部下因「對黨國的愚忠」而引發的麻煩事件。
蔣孝武繼大統說與被徹底暴露的蔣經國一族
如下荒地所言，因有嚴家淦的前例，所以蔣經國若出現什麼萬一，總之先由副總統接任總統一職即可，但問題在於：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下，究竟該讓誰掌握實權。這個問題直到後來民主化後才得以解決，因為民主化使得反對黨得以成立，且總統職位改由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產生。但若在當時國民黨一黨專政體制的前提下，則無論誰成為總統，一般都不認為該人物將握有如蔣氏父子般的實權。
前述的耿榮水在一九八四年夏天以另一個筆名在別的雜誌刊登〈再論：誰是蔣經國的接班人〉。因一連串的人事調整結束，所以這次的名單順位也出現變化，而這份名單的前提是無論誰是接班人都僅是短期的領導人。文中提出的順位是，第一位李登輝，之後是李煥、李元簇（法律學家，歷任法務部長、教育部長，之後成為李登輝的副總統）、陳履安（陳誠之子，陳誠是戰後主導農地改革的行政院長且最高職位達到副總統）、郝柏村（一九一九～二〇二〇，當時的參謀總長）、徐立德（當時的經濟部長）。
在這些討論中最被看好的是當時深受蔣經國信任的李煥，不過從我到香港之後聽過兩種見解：一個是蔣孝武繼大統說，另一個是李登輝接班說。前者是從臺灣傳來的觀點，其依據是，一九八五年一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蔣彥士，被捲入臺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金融弊案而被迫辭職，祕書長一職轉由「宮廷派」的馬樹禮接任；而被《紐約時報》報導一度被認為是江南事件背後藏鏡人的蔣孝武，因蔣經國決斷已下，判決汪希苓等人有罪，而美國也停止追究，因此蔣孝武完全逃脫危機，並轉變為有助於他接班的態勢。
這個推論只有相信臺灣的蔣家政權還會持續，才會當真接受，而這樣的議論也相當短命，八月中旬蔣經國在美國《時代雜誌》的訪問，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行憲紀念日演講上，不到半年兩度聲明「中華民國總統的繼承，是經由憲法選舉而產生」，他的「家人中不能也不會參加競選」。隔年二月，更把這位不那麼成材的次男外派去擔任駐新加坡代表。當然，當時蔣經國的內心想法已不可知，且僅就其發言來看，也沒保證蔣家人不會掌握實權。不過，今日重新回想當時狀況，蔣家的威信其實暴露在來自臺灣內部與來自美國的重大威脅下，可以理解這是他在面對這種狀況下的發言。如前文所述，次男參與江南案的證據可能握在美國聯邦調查局手中，這對蔣經國個人來說自不待言是個棘手的狀況。
《蔣經國傳》作者遭暗殺，這個契機讓至今為止社會上僅靠私下流傳的蔣家種種傳聞浮上檯面，蔣經國一家的底細幾乎都遭到暴露。以一九七五年康寧祥的《臺灣政論》為始，至美麗島事件後數量爆發性大增的「黨外雜誌」，成為擴大媒體議論政治的媒介。十一月筆者前往臺灣觀察地方選舉之際，在臺北「黨外」候選人演講會的人群中，見到公然高舉批評蔣經國字卡的基督教派新興宗教團體「新約教會」的身影。這種狀況與一黨專政體制及蔣經國獨裁明顯出現齟齬，透過這樣的矛盾也可見到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與臺灣國族主義在「自由的空隙」中壯大。
李登輝接班論
聽到李登輝接班論，是在香港中文大學。當時受邀參加政治行政學系翁松燃（Byron Weng）教授主持的午餐會演講，因日記與筆記沒有錄下日期，因此無法說明正確時日，大概是在大學進入暑假之際吧。《九十年代》的重要投稿者之一的翁教授，其對香港問題、臺灣問題、「一國兩制」的相關論說，對我而言是每期必讀的文章，來到香港後，也屢次前訪翁教授向他請益。我記憶中翁教授出身於臺灣的彰化。
當天的演講者是賓州大學教授哈張旭成（Parris Chang，一九三六～二〇二三）。張教授撰有中共黨史研究的專門著作，另也在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撰稿專欄，我之前便聽過他的名字。身高不高，但相貌堂堂又能侃侃而談，且英語也十分清晰易懂，日後得知張教授出身臺灣嘉義。當天沒有留下筆記，但因印象鮮明，所以記得當時議論的概要。那就是擔任蔣經國副總統的李登輝，將成為臺灣的沙達特。
如果筆者沒記錯，張教授的論述如下。在埃及革命英雄納瑟（Gamal Abdel Nasser）總統之下擔任副總統的艾爾．沙達特（Anwar Sadat，一九一八～八一），當納瑟還是總統時，沙達特一直扮演著遵命先生，完全不引人注意，但等納瑟過世，沙達特繼任總統後，即發揮強大的領導能力，包含與以色列達成大衛營協議（Camp David Accords）等重大功績。李登輝在蔣經國面前也一直是忠誠、聽話的學者型官僚政治家，但一旦就任總統，有可能搖身一變成為如沙達特般的人物。
對此我的反應是：原來如此，也有這樣的觀點。但也僅止於此。在今日的日本，對李登輝的認知就是他退下政治第一線後依舊擁有高知名度；在當時的日本，他身為農業經濟學者，不過就是在學界有點知名度的程度。我還在擔任助教的時候，一位認識的農業經濟學老師曾對我說，認識一位叫李登輝的學者，現在正擔任臺北市長，如果有需要也可以介紹給你認識，當時並沒有強烈要求該老師為我引薦，今日感到懊悔也於事無補了。
李登輝在國民黨的資歷甚淺，在體制內不具任何基礎，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本省人，這些缺點都讓人難以推測在後蔣經國時期他能成為擁有實力的人士，當時就我的所見所聞，對他的評價都不高。一九八二年耿榮水的預測名單中有本省人林洋港，但也不見李登輝。林洋港過去曾有擔任南投縣長的政治實績，一九七〇年代在蔣經國的提拔下突然入閣，作為本省人政治家較諸李登輝更走在前方。李登輝可依靠的僅在蔣經國提拔這一點上，但最終這一點在一九八四年兩人的地位競爭上改變了先後順序，蔣經國過世後，林洋港自始至終都無法超越李登輝。一九九六年的第一屆總統直選上，林洋港甚至遭國民黨除名也要挑戰李登輝，結果以巨大的票差敗選。
蔣經國的「朝前方逃走」
之後我臨陣磨槍式習得比較政治學者的「朝前方逃走」一詞。這是指威權主義體制的領導者面對內外情勢不利時，會少量、小幅度地逐漸回應由下而上的政治自由與民主化要求，企圖藉此延命。如果說自由化、民主化就在前方，那麼透過小幅度的讓步就是在「朝前方逃走」。我在日後的著作中認為，晚年蔣經國的政治決策便是類似「朝前方逃走」。
如前所述，在香港認識一位知識淵博的臺灣人吳鴻裕先生，他曾在一九八五年二月初的時間點上預測「（江南事件將成為國民黨）政權的致命傷」。回顧之後的開展，這個預測究竟算應驗，或者失準？從短期來看，國民黨還是度過了江南事件的危機，因此答案是No（不正確）。
但從中長期而言，答案應該是Yes and No（對也不對）。對的部分，是因最終二〇〇〇年總統大選中，國民黨敗給民進黨的陳水扁，國民黨失去政權。不對的部分，是因為即便一九八六年容許民進黨成立，一九八七年解除長期戒嚴令等突破之後，在民主化過程中國民黨仍長期掌握政權。在這樣的進程中，李登輝之所以能在國民黨內權力鬥爭獲勝而成為「臺灣的沙達特」，或許是因為蔣經國晚年實施的「朝前方逃走」戰略獲得效果，而李登輝則是對應此戰略的合適人選。
如同在一九八三年選舉中「臺灣前途住民自決」的臺灣國族主義口號登場般，所爭的已經不僅是單純的自由化、民主化問題。李登輝的「黨資歷尚淺的農業經濟學者，獲得蔣家強人提拔的臺灣人，而且還是共產黨退黨者，又是基督徒」等複雜的屬性，對「朝前方逃走」的領導素質而言，大概是必要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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