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護自殺者達人}黃蔚澄 自殺意圖有迹可尋 從追因到預防 創傷後成長
【明報專訊】上周三訪問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黃蔚澄，天陰下雨，香港天文台預測本周或颱風逼近，天氣陰晴不定就如人的情緒。記者路過一書店，見門口書枱有九成書與精神健康有關，想到黃蔚澄說整個社會籠罩着的負面氣氛。除了近年大眾關注的學童自殺潮，最近有中小學老師疑不堪壓力自殺，記者好奇尋因以外，自殺有何預防之道，便問研究自殺議題20多年的黃蔚澄，人的自殺意圖是否有迹可尋？
從事助人行業責任感強
時會忘記照顧自己
「我當然覺得有迹可尋。」黃蔚澄解釋當人的想法變得負面，包括一改說話、行為和人際關係處理的方式，例如躲藏起來不見人，或「覺得反正都要死，不如做一些危險的事」，這些均屬意圖自殺的蛛絲馬迹。他不排除有部分自殺念頭出於「衝動（implusive）」，譬如情侶分手「覺得生無可戀」，有機會讓情緒蓋過理性，或無迹可尋。
自殺動機不外乎與人際關係、經濟問題、慢性病痛和孤獨感有關。本港於2003年和2023年分別有1195和1092人自殺身亡，驟眼看自殺數字似乎下跌，若按年齡層劃分，60歲或以上人士的自殺率在這兩年均屬最高。黃蔚澄沒針對長者自殺作深入研究，但他分析說「香港的老人家長壽，卻不是健康地長壽，他們活着承受病痛的折磨，或是老伴離世的寂寞」。記者猜想這或是近年不少「以老護老」照顧者選擇親手結束伴侶和自己生命的原因。
照顧者也好，社工和老師等助人職業也罷，黃蔚澄說他們不堪壓力而自殺，主要與其責任感有關，時會「忘記要照顧自己」。搭飛機遇緊急情况，空姐會呼籲乘客先戴好自己的氧氣面罩，再幫身邊需要協助的人戴，「未解決自己的問題，又怎樣幫別人呢？」黃說肩負照顧責任同時，也要設定「健康界線（healthy boundary）」，為自己預留me time。
黃蔚澄說從事助人行業的人通常有抱打不平的心，從助人中獲得慈悲滿足感（compassion satisfaction），但做久了或會產生慈悲疲勞（compassion fatigue），甚至情緒枯竭（burn-out），身生毛病，甚或出現抑鬱徵兆。
施助者是否更難察覺自身需要？黃蔚澄直言：「不是察覺不到，做不做（照不照顧自己）是另一回事」。他解釋尤其在這科網世代「沒有所謂上下班時間」，例如前線社工在辦公時間後，遇緊急個案仍會施予援手。
沙士後剖析港人自殺心理
記者見黃蔚澄受訪前埋首電腦回覆工作信息，好奇他身兼老師、研究員和臨牀心理學家多重身分，曾否經歷慈悲疲勞，或者情緒枯竭？黃笑言他幾乎無時無刻工作，但未出現上述徵兆，他獲得更多的是慈悲滿足感。譬如他參與學系和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的研究計劃，今年出版新書《遙遠的他》記錄10名自殺者家屬逾10年後的現况，於分享會上遇其他自殺者家屬主動訴說自身經歷和想法，讓他感覺他與研究團隊的努力更具意義。而黃蔚澄寫這本書的念頭源於他去年在防止自殺會年度晚宴，重見20多年前參與其研究的自殺者家屬。
話說黃蔚澄20多年前赴澳洲讀心理學，其榮譽學士學位論文研究大學生自殺念頭，「我那段時間過得很辛苦，便將之化為研究主題」。黃說當時亞洲同學不多，他為爭取獎學金，勤於學業，不參與社交活動，故他讀本科時甚孤獨，那強烈的孤獨感曾令他想自我放棄，但當他回港探望家人，他打消了念頭，「我看到家人在等我，覺得我還是別讓家人傷心吧」。
殮房派卡片訪自殺者家屬
他在澳洲完成學業和臨牀實踐後，於2003年回流香港，那年爆發沙士，香港經濟低迷，自殺率和失業率創新高。他一個海歸新鮮人，沒本地人脈和臨牀經驗，找臨牀心理學家的工作有困難，剛好見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聘請研究員，他便「膽粗粗」應聘。黃蔚澄受過專業臨牀訓練，懂得與自殺者家屬溝通，獲委派訪問自殺者家屬的任務，探究「香港人為何會自殺」。
研究自殺的方法有很多種，可以分析數據、報紙、死者遺書、社交媒體貼文和看死因裁判法庭的檔案等，黃蔚澄說最難做的是心理剖析研究，當時他訪問了150名自殺者身邊親朋好友。那時香港甚少自殺相關研究，而且「大家都不太願意講出口」。黃憶述研究團隊透過死因庭發信給自殺者家屬，問其參與研究意向，「根本無人理會」，便另尋他法，在殮房向認領自殺者遺體的家屬派卡片。因研究需要，黃蔚澄連部分個案的遺體解剖過程也一併觀摩。
記錄自殺者家屬現况：重建自我、守護他人
自殺通常與精神病掛鈎，黃蔚澄與研究團隊總拿着一本厚重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向家屬逐項問自殺者生前曾否失眠、疏離同事和對所有事失去興趣等，分析自殺者曾患精神病的可能性。黃說2003年多以精神科或心理學角度看防止自殺，「我們想告訴大眾自殺有迹可尋，如果死者患精神病，他接受專業的心理支援，或能減輕其自殺風險」。
家屬經訪談才得知死者生前患精神病，會否令他們一時難以接受並感到自責？黃蔚澄說家屬多少會為自己沒能察覺異樣，心生愧疚，但更多的是想尋得一個答案，「我們並非向死者強加精神病標籤，只是以此解釋死者的自殺行為」。那麼自殺行為能及早介入和預防嗎？黃蔚澄強調企圖自殺者的身邊人須敏銳觀察其性格及行為的突變，並及時表達關懷。
有研究估計每名自殺者最少會令6位身邊人受到一定程度的心理創傷，但黃蔚澄深思除了哀傷，自殺者家屬從事件有所得着嗎？於是他記錄約20年前參與其研究的自殺者家屬現况，了解他們逾10年的創傷後成長（Post-traumatic growth），即人面對極端困難或挑戰後，在心理和情感上的積極變化。10年過後，失去至親的悲痛猶在，但這班自殺者家屬在社工幫忙下重建自我，樂於跟別人分享其心路歷程，不止是對親人自殺的原因尋根究柢，而是「問自己到底可做什麼防止此事發生」，讓其他陌生人不重蹈他們覆轍，經歷至親自殺之苦。
所謂創傷後成長，大概是能內化負面情緒。黃蔚澄難忘其中一名受訪者親眼目睹成婚25年的妻子從窗口墮下，那刻他整個人呆住，什麼都做不了。那對夫婦沒有孩子，妻子是丈夫的全部，妻子躍下的瞬間，丈夫的世界彷彿崩塌，畫面在他腦海揮之不去，但他至今仍留居事發單位。或許兩夫婦在那屋子擁有不少深刻片段，黃蔚澄說「（丈夫）不想因為此事放棄那些美好回憶」。
新冠後社會敘述存分歧 政策重外大於內
創傷後成長不止是個人層面，也可以是整個世界、國家和社會的發展，這種成長體現於社會敘事（social narrative）形式。黃蔚澄舉例說德國人在二戰後會反思發動戰爭的問題，「他們會記得不能再做這件事」。不過黃留意到，香港在新冠疫情後未有統一的社會敘述，「我們的社會敘述現在比較負面，例如說經濟差、有人失業、商舖空置、北上消費等」。雖然政府說要拼經濟、打造旅遊熱點吸引遊客，也美化海濱讓市民享受休閒空間，但政策似乎側重於外，大於內，「香港人會覺得不是在幫我們（香港人）」。
黃蔚澄特別提到新冠疫情這節點，是因為他觀察到香港自殺率在2003年之後走勢頗為穩定，近年卻明顯上升，他說疫情後「全世界人類的精神健康變差，包括抑鬱症和焦慮症患者都增加」。
那麼黃蔚澄面對負面情緒和壓力，會如何調節？黃說他會健身和跑步，也會享受搭車時的me time，「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他感恩其人生路上，包括研究自殺議題，一直獲得許多人的幫助。
記者見他的辦公桌上放有蓮花燈和小佛像，以為他信奉佛教，受佛教薰陶而清心寡欲，能放下執念和負面想法。他自言他只是欣賞佛學價值觀的天主教徒，他解釋佛學教會他要顧好自己、活在當下，做任何決定前「停一停，深呼吸，想清楚」，放慢腳步，心靜下來，勿衝動。至於任何煩惱，只要退後看，就像在Google Maps定點zoom out一樣，縱使煩惱依然存在，退一步看卻只是這世界裏小小的一點，「不用想得太複雜」。
（編者按：讀者此刻如有需要，可致電「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生命熱線2382 0000或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2389 2222等尋求協助）
文˙ 姚超雯
{ 圖 } 曾憲宗、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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