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ys of seeing：勞身市隱 功蔽塵囂 看見拾荒者匱乏處境
【明報專訊】有人看完紀錄片《十方之地》覺得很沉重，剛出版同為拾荒者主題新書《拾荒的人》的鄧永謙（阿謙）大嘆不解：「有什麼沉重的？（電影中的拾荒者）不就是開工而已？」他不是真的不解港人憂鬱，因為早在他2012年開始探訪拾荒者、無家者和清潔工時，對拾荒者的印象亦是：年老、駝背、手拾的紙皮有點髒。只不過幾年後，他發現這非拾荒者全貌：他們是城市的非正式垃圾回收業者，分揀資源，甚至避免街頭廢物雜亂。做「拾荒」這份工，有貧窮使然的，也有性格使然的，共通點是同樣面對政策困境和社會偏見，更迫切需要的不是人們可憐，而是匱乏處境被看見。
■問題：
你平時怎麼稱呼拾荒者？
你覺得他們希望怎麼被稱呼？
答案見文末。
弱勢≠貧窮 退後一步看
「以前每年都有關於貧窮率和貧窮人口的報告，傳媒報道，張相（新聞配圖）一定是拾荒者。但我們想講，拾荒者其實不一定窮。」現為新福事工協會關懷貧窮學校事工主任、拾平台負責人的阿謙說。
為《拾荒的人》撰寫拾荒者人物特寫的潘曉彤感覺這番發言不對路：「你這樣說好危險（容易被誤會）」。且聽阿謙講完：「拾荒者不一定窮，不一定好似被標籤的一樣——好慘的、是社會最底層。其實以我們認識的街坊，貧、富人都有做拾荒。人們經常說，『他（拾荒者）好有錢，有幾層樓，你為什麼還要幫他』，可是我們在思考的其實不是財富的問題，而是拾荒群體處境被壓迫，自己沒辦法去解決，我們想跟他們一起面對。」
弱勢狀態不止財務的貧窮一種，上世紀已有英國社會政策學者Peter Townsend提出，缺乏普遍社會認同的必需品，如重要的生活條件及服務，可被稱之為「匱乏」。另些學派亦表示，被社會排斥於社會服務和社會活動的狀態，也令人不堪。
阿謙向來希望就拾荒議題，拉闊一點去看。潘曉彤2018年當記者時認識阿謙，希望搭路採訪剛被沒收生財工具——手推車的土瓜灣英姐。「其實那時候時間好緊張，好想快點約到個訪問，但他說要先出來談一談！去他讀神學的中大談」。談了兩個幾鐘後，阿謙才安心潘非帶着固化眼光看待拾荒者，「終於肯幫我約英姐做訪問」。
「做完英姐訪問，阿謙再跟我說了好多很mindblown的概念，什麼修復式正義——透過平等對話處理問題，什麼為什麼要用懲罰來對待拾荒者，可不可以有個通報機制去執法，提前叫拾荒者推車走。」潘曉彤此前少有接觸拾荒議題，「如果要回顧呢，我簡直好像沒有接觸過，他們像是無形的，可能見到過，但沒有留意過。我沒有認識一個真人是做拾荒者」。跟大部分港人可能一樣。
搣掉慘標籤
2012年時，眼見腰彎又駝背的老人家執紙皮、推鐵車的阿謙，和當時其他新福事工協會轄下「關懷貧窮學校」職員及義工，下意識覺得「老人家不應該去到這樣」——不應該悲慘地拾荒。阿謙與團隊探訪拾荒者，也關懷清潔工及無家者，透過派送生活物資，與社群建立關係。「但是你愈做就愈會發覺，這種角度不是那麼好，好像不斷圍繞着『慘』，標籤着他。」阿謙憶述，那時感覺探訪有如帶隊去「動物園」，不好受，兼難有成效。
一行人醒覺，派物資是解決不了問題，於是決定做研究和調查，好好看見弱勢是需要幫助，抑或同行。2017年，拾荒者朱婆婆因以一元出售自己回收的紙皮予外傭，而被食環署票控「非法販賣」，引起社會各界關注，署方最後撤控，而各界更關注拾荒者的處境。
拾平台的成立，是阿謙與團隊就朱婆婆事件，上港台節目交流時突發奇想的結果，嘗試關注未有足夠人去服務的拾荒群體。「叫『平台』是因為不只有我們在努力，拾平台是集結所有人去做的。」目前平台靠私人捐款維持營運，沒申請政府資助。
2018年，阿謙與團隊發布《2018年全港拾荒者調查研究報告》，指出全港約2900多名拾荒者，每天回收193公噸廢紙，佔全港廢紙回收量一成。與前一年本港因為內地停收香港廢紙，不同地區出現「紙皮圍城」的情况相映照，巧成諷刺對比；製造垃圾商戶往往輕鬆棄置，將資源回收的拾荒者卻面對刑責嚇阻。話口未完，2018年夏天，北角蘭姐被食環署票控「在公眾地方棄置垃圾」，罰款1500元，事件登上新聞版面。
成立7年，拾平台陸續再做兩次拾荒者調查報告，公眾對此群體的理解和關注有所提升，惟不算多。去年政府宣布暫緩垃圾徵費前，不少媒體來採訪拾平台籌辦的拾荒者攝影展，「記者就走來問，徵費對拾荒者有什麼影響，其實關心的仍是徵費。這樣比較juicy的，只是報道政策是沒用的、沒什麼人看的，但如果說會影響到拾荒者，那讀者可能就有興趣」。
循環經濟視角 正視拾荒價值
書中，阿謙、潘曉彤和另一名採訪者李慧筠，為拾荒者形態分類。他們共採訪了6名拾荒者，當中最多人符合「商舖鎖定型」：長期在商舖門前整理廢紙箱，與附近的舖頭熟絡，有商戶會邀請拾荒者專門處理廢紙料，提供穩定紙料回收量。包括在受屈氣憤時，稱自己曾爬上公務員的車，又起稿寫信，據理力爭的油麻地好姐，2018年被控亂拋垃圾的北角蘭姐，和曾夫妻檔拾荒的葵芳蘭姐。
「回收游擊型」有熱中就拾荒者權益倡議的上水黃姐；此類拾荒者會游走街道尋找紙皮，熟悉商舖棄置紙箱的時間，把握時間送到回收舖。「街市清道夫型」有從小在廣州開始拾荒工作的土瓜灣珍姐；他們於舊區街道上的街市範圍工作。而「後巷寄居型」包括曾是酒樓老闆的旺角陸生；他們找到在橫街窄巷擺放手推車，及進行分揀、處理及回收工作。當然，四個分類不是絕對的，各有不同回收角色。
李慧筠認為，拾平台所做的工作，某程度在處理香港社會過去不願意面對的問題。「其實拾荒是必然會存在於有垃圾產生的地方，大家不去看見它的時候，會衍生很多問題。比如拾荒一停，整個城市可以變廢紙圍城。二來其實拾荒者在街上工作，都有危險的，那些車掂行掂過，可能釀成交通意外。」
這樣的情况下，持續統計和分析拾荒者的年齡、性別、社經地位狀况，有助有意出一分力的持份者，向對的地方出力。不過，目前香港社會福利系統未能精準服務拾荒者。李慧筠觀察到，「一個政府社工，他是未必知道怎樣categorise你，究竟幫你申請綜援，還是怎樣？」更甚者，拾荒議題可能不止是社會福利議題，而是循環經濟的一個環節，牽涉回收、垃圾、年老、匱乏等因素混雜一起。
他們均認為，要有適當的政策機制，正視拾荒的社會價值，才是解決拾荒者匱乏的根本方法。潘曉彤說，在許多涉及拾荒者的衝突中，每個持份者的行為都好像很合理，「清潔工真的要清潔街道，食環署又真的收到居民投訴拾荒者使街道骯髒，而真的去做事，其實他們每個人所做的，全部好像都沒有問題，就只是因為機制沒有去處理，變成矛盾」。
珍姐如大多數拾荒者一樣，都是熟手的廢品分揀者，收集街市附近商戶的膠樽，分別儲存乾和濕了的紙料，把「菜頭菜尾」等雜物移除，一疊疊綁好放在街尾，讓中港司機收走。而外判的清潔商不時按章工作，把這些分門別類的回收物丟棄。潘曉彤曾向食環署查詢，這些被收走的回收物去向，得到回覆指將直接丟到廢物中轉站，意味着最終送堆填區。
改變的可能
2023年巴西總統盧拉就職禮上，盧拉從8位社會代表手中接過象徵總統權力的綬帶，正式成為國家元首。其中一位代表是拾荒者。盧拉制定拾荒友善的「Pro-picker計劃」，巴西拾荒者組織亦成立全國工會，爭取改善工作環境和提升勞工教育，接受政府委託回收，參與法規討論。
以現代城市自居的香港，拾荒者仍遭公務員驅趕、票控或充公財物、交通意外風險、與人爭廢品、受傷缺保障、偷竊、被市民或商舖不禮貌對待，或被回收商「呃秤」。「你要認同了拾荒是工作後，拾荒者的困難才可以一步步解決。現在就是沒有正式身分，所以（各持份者）可以不去理他們。」阿謙感嘆。
長遠而言，他希望參考台灣拾荒議題團體「五角拌」，發起以較高廢品回收價補貼拾荒者的關懷計劃。拾平台目前爭取利用社區中的閒置空間，作為拾荒者手推車的停泊站，同時更好支援拾荒業者需要，如職安健教育，和提供裝備等。
問阿謙倡議7個年頭以來有沒有見到成果，他口快快答「沒有」，其實歷年研究帶動團體關注，信義會便在上水發起「回收友善商店網絡」，讓有意參與的商舖，提供拾荒者休息和泊車的空間。「你說能不能解決拾荒者面對的問題呢，我想還未做到，有些議員都會認同拾荒者應該要關注、要支援，但他們解決不了目前法例的問題。」看政府一方面高舉環保願景，另方面把紙皮當垃圾，他覺諷刺。
會否灰心，覺得團體正在幫政府處理它本應妥善處理的事？阿謙卻說不會。「你知不知道『倡』兩個字怎麼寫？人字邊，兩個日；其實下面那個日不是日，是曰——意思是每日都要講。」他指這金句要歸功組織者前輩，而且還未講完：「然後他講，什麼叫『議』，就是言，言說公義。作為一個公民，好應該要去參與，是正常不過的事。」
■答案：
《拾荒的人》提及，有調查指超過四成拾荒者希望被叫「伯伯」或「婆婆」，也有過兩成希望被叫「環保先鋒」或「環保有心人」，過一成希望被稱為「回收工作者」或「回收婆婆」。
文˙ 梁景鴻
{ 圖 } 盧曼盈、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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