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恭銘觀點》中共「九三閱兵」的多重敘事 從政治儀式到地緣博弈的邏輯重構
Newtalk新聞
閱兵作為政治儀式與敘事工程，同時服務於內部認同建構、對外外交布局與安全威懾三個層面，其意義不是在於紀念反法西斯，更在於爭奪歷史解釋權與國際秩序合法性話語。閱兵成為中共在「南南合作—西方敘事」之間尋求支點，並對周邊安全環境施加約束的一種低風險工具。
儀式頻率的政治訊號 常規化與權威再造
自2015年起，習近平在任內迅速打破「僅逢十一國慶」的大閱兵慣例，新增「九三閱兵」，並在2019年延續「十年一大慶」的國慶閱兵傳統，且在南海、朱日和等地舉辦非首都閱兵。
這種「密度提升」與「場域多元」釋放訊號，對內以高度可視化的儀式固化領導核心的政治權威與國家敘事框架，更展示軍改成果與整體戰力形成，強化「訓戰合一」與聯合作戰形象。對外以可控方式彰顯力量存在，塑造「克制但有決心」的威懾姿態。
歷史敘事的競逐 八路軍與抗戰話語的再編
西方多以「意識形態」解讀閱兵敘事，將其視為威權政治的自我表述。然而，中共在網路與宣傳層面對「抗戰主體」的再定義中，這次閱兵方隊已無國民黨老兵部隊接受習近平校閱，老兵凋零外，中共順勢對國民黨部隊歷史貢獻的弱化甚至否定，史觀與中共黨史中的戰場承擔完全對接，中共的自我催眠嚴重。
無獨有偶，這種「內部解構」透過新媒體符號（如「南京照相館」式的情緒化記憶再現）被放大，目的在於以新象徵系統重建「國族記憶」，電影「七三一」延遲上映加大愛國敘事，更以情緒共鳴弱化史觀分歧，進一步服務於對臺統一敘事的「歷史連續性」主張。
「九三閱兵」弱化中華民國軍人節的敘事策略
中華民國將每年 9 月 3 日定為「軍人節」，核心在於表彰官兵對抗戰與國家安全的貢獻。北京在 2015 年將「九三閱兵」制度化，等於以國家級超級符號「疊加」同一日的記憶意義，透過規模化儀式、主場媒體與裝備展示，將公共注意力與媒體資源從「軍人節—中華民國軍隊」轉移至「反法西斯勝利—八路軍」，這是對同一天不同政治社群的「愛國市場份額」進行再分配。
從標籤置換與主體改寫來看，中共用九三定義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的國族節點，並以八路軍為象徵性承載。此舉將「抗戰主體」與「當代軍隊」綁定，從敘事上削弱中華民國國軍在抗戰記憶中的可見度與正當性。當閱兵方隊不見國軍老兵且儀式語彙聚焦「黨—軍—國」一體時，實際上完成了對中華民國「軍人節」內涵的置換，從「致敬跨政權的軍人犧牲」轉為「鞏固現政權合法性的軍事表述」。
更嚴重的是媒介優勢與輿論遮蔽，閱兵具備「高畫面密度＋高國際能見度」的傳播優勢，能在48–72小時內佔據國內外主流與社交媒體話題榜，對臺灣外關於軍人節的紀念討論產生天然遮蔽效應，形成「儀式—媒體—輿情」的閉環，使同一天的中華民國軍人節在可見度與議程設定上處於不對稱劣勢。
眾所周知，閱兵在對臺策略的騷擾效應明顯，將九三閱兵常態化，不但在對外信號上維持低風險威懾，也在心理戰與認知戰層面，對臺灣社會的軍人榮譽敘事形成長期「降噪」。當臺灣及國際媒體在九三這一天傾向報導北京的儀式與裝備展示，而不是臺灣軍民自我防衛決心時，對臺灣軍人節的國際擴散度便更難突破，進而削弱其在區域公共記憶中的存在感。
中共閱兵作為敘事樞紐的戰略用途
「九三閱兵」不僅是軍事展示，更是「記憶政治」「外交話語」與「安全威懾」的交叉樞紐。對內，它重寫並固化抗戰記憶體系，以支持當代國家敘事與對臺法理框架；對外，它在全球南方尋求認同，並以低風險方式對周邊安全環境施加可視化壓力，持續影響區域互動的節奏與語氣。
誠然，觀察重點在於未來閱兵是否常態化為「對外威懾—對內整合」的周期性工具，此次習近平在閱兵談話中，歷史敘事中對中華民國國軍、國民黨角色的再定位是否出現貶抑性調整，以提高敘事性，更可以觀察中共對「二戰結果」與「秩序合法性」的話語攻防是否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