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以愛為債的教育困局 華人身分與高等教育的未解家鎖
【明報專訊】近年，香港和海外媒體，因應人口老化，愈趨關注照顧者議題，間接亦讓特定殘疾人士的生活困境，以某種方式進入公眾視野。這些故事，雖然深入描繪了不少精神病患對於家庭成員的影響，碰觸到家庭的照護功能，和韌性的反思，但其中針對精神病患與家屬之間張力與出路，亦未見有太多探討，例如美國著名紐時記者安德魯所羅門，中譯為《背離親緣》的訪談集，裏面談到「精神分裂」子女的個案時，雖一度比較了其他智能和身體障礙的家庭，也發現到，特別是這種精神疾病，對於家庭照護關係，只會帶給父母無常的傷痛，永遠得不到回報。
然而最近，讀到譚蕙芸《家鎖：華人家庭這個巨獸》之時，反而讓我理解多一點，這類精神病患家庭略為正面的出路。或許明報的讀者，對譚蕙芸這本書裏講述的故事並不陌生？她揭露了她個人家庭的真實個案：一個1990年代從香港移民加拿大，父母有着退休公務員背景的家庭，其子在進入高等教育之初，出現思覺失調症狀，在加拿大移民生活裏的30年間，病情未見好轉，這段移民生活，讓他體驗到的，只是多次報考失敗，無法適應北美大學學制的學習生活，長年只能獨留家中，在家進行無人理解的圖畫與文字創作。及至疫情期間，年邁的父母分別出現病狀，無力照護兒子病情，讓其停藥兩年，病情進一步惡化。全家陷於照護危機，只能向身為家中小女兒的作者求助。
《家鎖》一書的宣傳文字，都強調着，那種香港理想華人「正常」家庭的迷思——父母是公務員，有穩定經濟基礎，子女在1980年代末，大學還未普及化前的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裏，已經表現得成績優異，但在移民以後，卻因為病情，把這樣一個模範的香港移民家庭，拖垮至流落異鄉，徬徨無助的處境。而全書的核心，亦可說是最具戲劇性的情節是，作者在臨危受命，接手這個燙手山芋之際，只能在風風火火的新冠疫情期間，把全家人帶回香港，在幾近精神壓力爆煲的情况下，安排兄長的住院治療，最後也算是幸運地，見證得到其兄重返社會的迹象，解開了作者多年的心結。
同樣是新聞工作者出身，譚氏作為家庭成員的反思和介入方式，跟所羅門，固然全然不同。所羅門雖曾患抑鬱症，但他此書反思的核心，主要還是從同性戀者的角度，反思養育子女和家庭意義的課題，而譚氏一家面對的，則是移民港人，面對東西福利照護文化的差異，個人能力所能承擔的解難對策。我們雖不能直接從她的個別例子中，歸納太多照顧這類精神病患家屬的通用原則，但她這個案例，又描繪到所羅門書中沒有提及到的——對於父母家屬的依賴，有時，亦是妨礙患者自立生活，開展其人生可能性的機會。
北美文化裏的華人家庭
我想大部分讀者，都會對某一代香港家長，那種以愛為名以病為恥的面子工程有所共鳴，以至深惡痛絕，但這種面子和羞辱背後的情結，或許有着更多個人經濟，和社會流動期望之間，糾纏不清的結構性因素，需要進一步去拆解。
去年，我看到英語學術出版裏，有一本叫Dear Elia: Letters from the Asian American Abyss的創意寫作出版物，以美國的亞裔文化研究的角度，深入拆解過這種原生家庭，和病患子女的關係。此書作者Mimi Khúc是一位越南裔美國學者，屬於第二代亞裔移民。書中以世代對話的書信形式，融合了個人敘事，和自身抑鬱症病患身分的障礙研究反思。把她個人在學界的掙扎、受到抑鬱症病患身分困擾的經驗，跟女兒和學生的關係，提出教育改革的思考。
譚書裏深入到的，主要是所羅門和Khúc的書裏，都沒有精細描繪到的，有關個人層面，面對家庭照護精神病患家屬期間，關係破裂、修補與重建的漫長歷程。書裏仔細地描繪了一個華人家庭，如何隱隱然陷入一套表面上被無知、羞恥與沉默層層裹纏的困局，突出了這種導致人人受傷的家庭命運，其成因，乃由於家屬能否讓患者融入療程和社區復康制度息息相關。書裏「內爆」，和「系統」兩章，更直接指出，其家庭的問題，不是反映什麼中國文化長幼有序或什麼儒家思想，而是污名造成的照護失衡，和無盡的情感勒索。
而這種似乎是照護責任引致的家庭內耗，在Mimi Khúc的書裏，也以同樣的角度觸及，而Khúc書中的分析，則更讓我進一步發現到，這種華人家庭常見的問題更是植根於亞裔家庭常見的，一種以愛為債的邏輯。它不單是個別病患家屬特有的問題，其實亦跟種族文化、北美主流大學教育制度的意識形態密不可分。
《家鎖》書中簡略提到，病患家屬於加拿大，長期投考大學課程未果，反映出北美學制本身，對「正常學習歷程」的僵化定義，把未能適齡升學的，視為失敗。留在家中創作，也無關於學術體制，成了脫離社會規範的怪異行為。當這些北美的教育制度，未能為華人家庭的病患子女，提供替代路徑之同時，Khúc更進一步剖析了，這些亞裔移民家庭，其實是內化了社會的高值文化期望，將「愛」與「犧牲」轉化為對子女的控制與壓力。
這種亞裔家庭，全都是在二戰後，亞洲國家的戰亂或政治動盪背景下移民美國，他們總是期望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由於這些適應移民的過程，讓他們默默認受了一套模範少數族裔神話（myth of model minority），與美國夢（American dream），把他們在移民過程裏付出的犧牲，轉化為對下一代子女的期望，形成一種永遠還不清的「債務」邏輯。這種文化邏輯，不單純是反映其原來的亞裔文化背景，還植根於這代亞裔移民，在北美資本主義與種族化壓力下，形塑着生存與妥協的方式。以至最後，形成了這種無限循環，跨越世代與健殘崗位的跨代創傷。
藝術的救贖與教育的革新
而《家鎖》的書末，以病患兄長參與今年香港新辦的異彩藝術家獎，為整個家庭救援計劃，留下一個讓人鼓舞的結局。這亦似乎突出了，這個1990年代移民加拿大的華人家庭，原來一直在權益觀念更先進的北美國家，也難以讓病患的家屬，了解到藝術創作，如何為精神受障的子女賦能，而病患的創作成果，亦遠不如在香港，有更多得到社會認可的機會。
從我大學畢業開始，我就完整見證過香港藝術界，對於心智障礙議題的徹底空白，到逐步關注的演變歷程。2010年以前的香港，由身體受障外顯，消除公眾負面刻板印象的單向才藝和正能量推廣，到了2010年後，推廣才觸及較完整的藝術通達與教育，有些復康院舍、藝術治療專家，和藝術教育者，開辦系統性的課程，和傷健協作的共融藝術演出，更有文藝知識分子和自助組織，倡議過反精神科的自助教材、社區復元模式，才到了近年，更為國際化的無限亮，和巴塞爾藝術展，初步以藝術專業的角度，向大眾引介和翻譯不少心智和精神受障藝術家，作品裏的專屬語言。
這些展演機會，固然有助病患的創作，能夠更有尊嚴地浮出地表。讓公眾驚訝於，像譚蕙芸的兄長這樣的個案，他在隔離於社會的生活裏，竟也有這等被埋沒了的才華。但這裏我們就會簡單地以為，香港真的是個福地，為華人家庭的受障子女，確立了比北美為佳的社會參與的生活建設嗎？
看畢Mimi Khúc這部著作，則讓我進一步從許多原生家庭與病患的故事之中，理解到他們的情結與教育制度的糾結點外，也認識到在嚴重缺乏障礙研究課程的香港高等教育制度裏，這些共融藝術的展演和銷售本身，亦充滿着許多結構性的挑戰。
正如Khúc在書裏強調，身為學者的她，要回應這些結構性家庭問題，亦必須身體力行，在北美許多知名大學的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課程裏，融入共融藝術項目，開拓了一種更為包容、重視非競爭、為學生提供可持續發展資源的「不適教學法」（pedagogy of unwellness），開設各種短期課程和工作坊，讓大學的師生體會新的教育模式，學習與社會上各種不可理解的經歷共處，不流於單純的藝術專業分析，從而反思今日，橫跨太平洋高等教育制度裏的學術健全主義（academic ableism），並培養不同種族背景與能力的學生，有着面對世代創傷，與重建家庭健康界線的能力。
要正視香港的華人原生家庭，跟北美教育制度，同樣面對的結構性文化危機，我們亦必須，把現有復康和藝術建設背後的精神，推廣至高等教育的課程設計，重新結合藝術、心理、社會學與文化研究的跨學科知識，在華語的公共空間，進一步把受障者的藝術作品，納入教育課程和社會對話的場景，而非單純停留在市場體制的銷售與推廣。
而譚蕙芸的故事，或許正是體現這類社會對話的重要教材。在深入挖掘其家庭的世代創傷與歷史困局之時，我們才能開始反思到現時全球的高等教育體制，普遍存在着的結構性失衡與不公，而在這種壓迫下的華人病患家屬，只能一直以繪畫方式，彌補長年投考高等教育的失落。讓讀者認識到，所謂獲獎的異彩藝術家作品，很多時，正揭露了華人家庭成員，面對各種社會排斥的無奈回應。
但要把這些共融藝術的項目，打造成為一個連結病患家屬，與公共人文知識的平台，過程並不簡單，也不是復康與藝術界的有心人，所能完成的志業。我們需要做好的，更是新的學術體制，與民間協作的平台建設——要探索的新學術命題，包含持續的照顧結構（continuous care structure）、差異性健康觀念（differential unwellness）、社群參與的知識生產（community-engaged knowledge making）等，這些課題，不單純讓消費者認識到，殘疾藝術家被埋沒，而他們實際也不懂得欣賞的所謂才華，更要讓華人家庭，深入了解到，藝術創作帶來的意義，在於重建家庭成員、教師與學生、個人與社群之間，各種的尊重與界線。
文˙盧勁馳（詩人、展能藝術家、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系博士，專研亞洲障礙研究與文化批判，長期參與香港高等教育與社區藝術的跨界實踐）
編輯˙林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