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名周記：二戰結束80年：不完美的正義
【明報專訊】第二次世界大戰80年前結束後，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分別追究納粹德國及日本的戰爭罪行，期望避免世界再度陷入戰爭與屠殺的恐怖。跟1945至1946年的紐倫堡審判相比，1946至1948年的東京審判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最終11名法官中有兩名對判決提出異議。日本保守派固然至今仍不接受東京審判的裁決，認為那只是勝者的正義；東京審判也被批評未能全面追究日本的罪行。從今天的角度看，這場看似不太成功的審判卻格外值得細細探究。
二戰後，東條英機等28人被以「甲級戰犯」起訴，起訴書大致遵循紐倫堡審判的3項罪名：反和平罪、戰爭罪及反人類罪，並引用了紐倫堡審判對「反人類罪」的定義，即：「對任何平民所犯之謀殺、滅絕、奴役、驅逐或其他不人道行為」，以及出於政治或種族理由的迫害——即使發生於戰前，或在一國國內法下為合法行為。最終，除3人因死亡或精神狀况而免訴外，其餘25人被判罪成。東條等7人被判死刑，16人判無期徒刑，1人判刑20年，1人判刑7年。日本政府1951年簽署舊金山和平條約並接受該審判。
東京審判之不足
東京審判長達兩年半，涉及4335份證據、419名證人在法庭上作證，還有779名證人提供證詞，庭審紀錄長達49,858頁。Gary Bass 2023年出版的Judgement At Tokyo（暫譯：東京審判）詳細敘述了東京審判的經過，引用大量原始史料，亦訪問了東京審判關鍵人物的後人，詳細描述他們的性格，重構東京審判由一開始至結束的各種爭議，將各種原委及法律理據娓娓道來，透過原始文獻令人彷彿身處現場。
東京審判雖充滿理想主義，但一開始便受到現實的制約。投下兩枚原子彈的美國在戰後幾乎主導日本，而麥克阿瑟更擁有無上的權威。為了換取日本的合作，美國決定不追究裕仁的責任。麥克阿瑟本來希望東京審判草草結束，僅追究日本對美國的侵略，以及對西方戰俘的虐待。然而，杜魯門否決了這一提議，認為東京審判應該像紐倫堡審判一樣，處理日本在亞洲戰場上的反人道罪行。
審訊雖然有處理南京大屠殺罪行，但遺漏也不少，如「慰安婦」、731部隊等。據Gary Bass，當時美蘇都一心想獲得731部隊曾在中國進行的細菌戰與活體實驗資料，以求在未來戰場佔優勢。換言之，戰爭方結束，列強已經開始在考慮另一場戰爭了。
冷戰陰霾籠罩下，美國亦放過了部分甲級戰犯及嫌疑戰犯，更讓他們在戰後日本繼續當權，有利美國對蘇聯的圍堵政策。岸信介雖然作為甲級戰犯嫌疑人囚禁超過3年，但最終未有被起訴而獲釋，更在1957年當上首相，為日美同盟奠下基礎。
11法官之激辯
Gary Bass對這些不足都有充分的描述。但全書最有意思的地方，或許是11名法官如何互動。東京審判法庭11名法官分別來自法國、荷蘭、英國、澳洲、新西蘭、加拿大、中國、美國、蘇聯、印度及菲律賓。中國、印度及菲律賓3名法官在審訊中尤其重視日本對亞洲國家的戰爭罪行，中國法官梅汝璈努力確保法庭的判決充分照顧亞洲人民在二戰中承受的苦難，共同促成對在南京等中國地區犯下屠殺罪行的日本官員判刑。梅汝璈尤其希望法庭確立的歷史紀錄能阻止後世對真相的扭曲。審訊的確留下了大批證言，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詳細的證言等都令後世了解戰爭的恐怖。
不過，法官卻為法庭的司法管轄權激辯，過程火爆。沒有法律明文指侵略是罪行，法庭有何理據？英國法官認為同盟國政府所起草的章程已賦予法庭管轄權，不用爭辯。法國法官則認為理據在於「普遍良知」，就算未有寫入條約亦已存在。但最終這些理據未能說服印度法官帕爾（Radhabinod Pal）及荷蘭法官Bert Röling，兩人均認為沒有法律理據將侵略視為犯罪，帕爾的異議書更進一步認為所有被告都沒罪。他至今仍然為日本保守派尊敬，靖國神社更立碑紀念他。
帕爾的異議書讀來非常偏激，令人懷疑他因為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不滿才走向另一極端，甚至認同日本出於自衛才侵略。不過他在異議書對西方及蘇聯的痛斥，卻預視日後西方國家跟非西方國家的爭議，也揭示為何追求國際公義會如此困難。針對其他法官援引「普遍良知」作為審判依據，帕爾在異議書中毫不客氣地痛斥蘇聯與西方。他反駁道，若世上真有一個日益擴大的共同人性，他卻從未在列強身上見到過，「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支配，仍被所謂的國際社會視為宗主國的內政問題，我實在無法理解，這樣的社會又如何能假裝其根基建立於共同人性之上」。
戰勝國並未檢視自身行為
東京審判一開始便惹來虛偽的指摘，只針對日本的戰爭罪行，如果日本因殺害平民、虐待戰俘而被審判，美國對東京等城市無差別轟炸，又在廣島及長崎投下原子彈，殺害大批無辜平民，為何不用面對罪責？蘇聯在中國東北亦有虐待日本戰俘，為何又不用受審？如Gary Bass在前言指出，這不足以否定東京審判的意義，真正的問題在於戰勝國並未真正檢視自身的行為，也沒有將自己置於紐倫堡及東京審判倡導的標準之下。美國的理想主義者亦一直認為這是缺失，曾擔任第二輪紐倫堡審判的泰勒（Telford Taylor）越戰時便批評美國在越南的行徑，他質疑美國人是否有能力「以他們在紐倫堡及其他戰爭罪審判中用來審判德國人與日本人的同樣原則，來審視自己的行為」。
美國總統杜魯門1946年曾寫道，紐倫堡審判無可爭議的結果是確立了反人類罪行，並確立侵略戰爭是犯罪，「我相信這將對未來的戰爭產生巨大影響：至少我希望它能幫助防止戰爭」。在戰爭陰霾再次籠罩全球的今天，這番話難免顯得過時。就算過去80年，戰爭沒有真正停止。1998年的羅馬規約奠定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原意是設置一中立的國際法院處理戰爭罪行，2018年更將管轄權擴大至侵略罪。不過，法院的執行力有限，就算發出拘捕令亦沒法迫使成員會執行，加上中美俄均不是羅馬規約的簽署國，令法院成效成疑。ICC因為調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罪行，更遭美國及以色列制裁。美國的雙重標準向來引人詬病，但非西方國家亦同樣如此。南非在2023年向國際法院（ICJ）控告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種族滅絕罪，但值得留意的是當ICC同年調查俄羅斯2022年在烏克蘭的戰爭罪行，並對普京發出拘捕令時，南非卻批評ICC。在理想世界中，所有國家都應服從同一標準，但如東京審判所示，在現實政治和國家利益考慮下，國際公義只能蹣跚前行。
文˙林康琪
編輯˙林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