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沒有大師，但能期待才子嗎？
【明報專訊】蔡瀾早前過身，又有人搬出「四大才子」大發議論，在我的社交媒體上縈繞不退。
據說，「四大才子」語出20多年前中國大陸媒體與專欄作家，香港人本來並不這樣稱呼此四人，但除了蔡瀾自己抗拒，其他香港人也算接受並習用這個雅號。例如，沈西城原來寫過一本評金庸、倪匡及蔡瀾的書，編輯建議書名加上「才子」二字，他也欣然接受。但接受歸接受，此四字在香港語境中其實亦莊亦諧亦褒亦貶，人們還記得當中三人是《今夜不設防》的名嘴或鹹濕佬，風流與下流當時我們不怎麼去分，這種包容充分體現了香港人對才子的模稜兩可態度。香港人說起才子，除了剛才四人，可能就是「唐伯虎」，但到底腦海裏出現的是明朝的唐伯虎？是像粵劇裏點秋香的唐伯虎，還是最愛燒雞翼的周星馳？
才子、大師之別
相較香港，「四大才子」的詞意在中國大陸卻愈見清晰統一。網絡評論人小西cicero在蔡瀾過身後寫了一篇悼文，洋洋灑灑幾千字，要說的其實很簡單：香港的才子代表了香港文化，終究是膚淺與通俗，不是大師。誰是大師？是托爾斯泰、杜思妥也夫斯基、阿倫特與昆德拉……他們面對民族以至人類的苦難，有體驗有反思。
這位評論人提及兩位俄羅斯大師，透露了一點他對大師的定義，即intelligentsia。在俄國革命前，這個詞指民族裏一個特定社會階級，具有文化與政治開創性，跟「公共知識分子」一詞有點相似。這個預設，當然讓人看到香港「沒有」什麼，卻看不清楚香港「有」什麼。我甚至覺得，過於西方中心的預設，對理解香港以至廣泛的中文世界沒有太大幫助。
「才子」一詞的歷史語境，源出古代，但要我寫整個系譜，自問力有不逮，然而，我直覺相信，民間戲曲裏的形象不是無中生有。清朝編的《明史》把徐禎卿、祝枝山、唐伯虎及文徵明稱為「吳中四才子」，明清之交的劇作及小說家李漁也被公認為才子，至於公開編撰點評「六才子書」的金聖歎，更是代表，他不止要表現自己的才情，更要以類近後來性靈說，為重編雅俗經典，例如《水滸傳》、《西廂記》與《史記》並列，跟儒家六經比一比。聖人與才子，各有所本。
簡言之，才子就是飽學詩書的男子，但被迫或自願活在「學而優則仕」以外的世界。唐伯虎當了鄉試第一名後，捲入試題外泄案而入獄，出來後連小吏也不願或不敢當；《明史》說他才情名動江南，生活放浪，縱情酒色；但風流也要吃飯，要在文化市場、市井社會之中打滾；他早年坎坷，晚年也不是大富大貴，據說在畫作上印上「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名號作行銷，也並不為過。至於晚明的李漁，在市場大海游得更深，穿梭各個娛樂事業，不止寫崑劇劇本、議論飲食男女、社會風俗的小品文，甚至寫出色情小說《肉蒲團》。
我不知是否可以用「軟對抗」來形容當年才子視禮法如無物，也許「對抗」一詞並不太適用在他們身上，但他們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唐伯虎大概也感到官場黑暗，但是，也不願意被打算造反的寧王招攬，據說他為了脫身，只好終日酒醉嫖妓裝瘋賣傻。李漁與金聖歎是清初的明遺民，兩人只當明朝秀才，不考清朝科舉，不仕清廷；但是，也沒有加入黄宗羲、呂留良等的反清陣營，金聖歎還曾對順治帝的賞識感恩叩拜。在那個年代，明哲保身，人之常情，但也未必能像香港四大才子那樣安享太平，金聖歎的悲劇即為一例。他受不了縣官貪腐巡撫包庇，在孔廟聚集蘇州士人告狀，結果反遭指控作亂而被處決，才子也有剛烈血性之時。
才子的物質條件是以江南為代表的民間文化與商業，他們自己也在玩弄及創造市場，多才多藝，活出正統之外的平行世界，甚至干擾正統價值。今天的世界，雖有政統，但沒有道統羈絆，文化娛樂事業又更發達，才子當然更多。香港的特別，不在於才子多，而在於此地很少人會把現代及西方式的「民族良心」、「大師」拿來置換沒落了的儒家文化，作為衡量自己及別人的標尺，讀書人也少有想追求大師名銜。中國大陸相反，正如內地學者唐小兵所言，中國知識分子總要尋求「偉大思想」，在文化民族主義中執迷不悔。
我這樣說，並非要反過來歌頌香港才子。在我看來，無論舊的還是新的香江才子，是非功過還有很多值得酙酌，但關鍵不在於是否大師，是否文以載道，至於說他們離經叛道，其實我們的文化裏已沒有什麼「經」與「道」可離可叛了，因此，更加重要的是，他們能在市場中有多少破格及自主性。
例如，蔡瀾的「多媒體飲食文化產業」（包括他的文字、蔡瀾美食坊及影視節目等），到底有沒有令我們的飲食生活變得更好，還是今天的敗壞他也有一份功勞或責任？他是引領風騷還是隨波逐流？同樣道理，金庸小說面對民族大義，寫出郭靖式的俠客故事，亦有市井及隱士式的規避與嘲諷，查大俠的文化產品令我們更有批判思維？還是一個讓我們更舒適苟活於殖民小城的大中華幻覺，抑或只是官式民族主義的一個小變奏？
昔日才子迎合市場 欠冒險精神
在我看來，如果真要說老一輩才子有什麼問題，並不太在於作品本身，反而是他們自己有時太迎合市場，在所謂光輝歲月裏，文化事業或生意太成功，卻少了一點冒險精神，少了一份對自己市場活動及定位的自覺與反省，更沒有人準備要步金聖歎的後塵。
香港另一特別之處亦在此，自覺與反省好像與才子無關，這些工作往往交給了別人。在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有不少帶點西式左翼味道的文化批判，就是衝着這些才子所代表的港式流行文化而來，《70年代雙週刊》、《文化新潮》外，連《號外》初期也是乘着這股風潮，辦這些雜誌的新文化人不太自視才子。晚至1990年末的《癲狗日報》，Q仔（黎則奮）與梁款（吳俊雄）也曾經辯論過普及文化與政治。不過，文化批判始終不是香港主流，更不是才子那杯茶。
新時代的才子
我不是要為文化批判招魂，我也不反對人們講才子，你期待林夕、黄偉文，我也沒有意見。但我覺得過分緬懷不必，我反而對未來的才子有所期待。以香港的文化市場經濟發達，不用擔心沒有才子，我比較擔心的，反而是市場大了，市場規矩也多了，例如要去大陸「搵食」的人，他們的空間是大了還是小了？我們能期待他們不被市場束縛馴服嗎？還是會成為官式文化的點綴？
執筆之時，內地藝術家「堅果兄弟」楊胤和策展人鄭宏彬被陝西省榆林市公安局關押，指二人「尋釁滋事」，他們多年來通過藝術項目，聯合傳統及社交媒體、公益、法律，改變具體的環境問題，不少作品令我印象深刻，例如，將一萬瓶農夫山泉礦泉水分發給榆林小壕兔鄉村民，「交換」當地發黃的污染水裝滿空瓶，在北京798藝術區辦了一個「農夫山泉超市」。他們每一個行動耗時以月或年計，包括在地方上調研與訪談，聯絡媒體、環境專家及律師等，及得上學者及調查記者的認真。我不知他們如何在市場上生存，但看起來也混得不錯；他們曾用北京霧霾的灰塵做出磚塊，受到外國藝術機構注意，邀請他們去展出及講述作品。看過他們的訪問、半虛構的文字及作品後，我不禁想問：這樣的藝術家為什麼不能算是才子？
新時代的才子，也許不必都是唐伯虎或蔡瀾的樣子，也不需要一定像陶傑那樣寫文章、做talk show或當YouTuber，但應該有對自己市場定位更有自覺。
文˙葉蔭聰
編輯˙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