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文學‧石鼓詩誌
【明報專訊】（續上周）
石鼓的名字，最初出現在章懷太子李賢註釋的《後漢書》鄧隲傳中。唐朝不知什麼讀書人見到石鼓，尤其是見到石鼓身上有字，大抵十分歡喜。讀書人對文字有癖好，又需寫字，見到石鼓上的字十分歡喜，於是拓下來回家，與書友分享欣賞。這些拓本，輾轉相傳，傳到了文苑中的圈子去了。有一天張籍拿了石鼓拓文來給韓愈看，勸他寫一首石鼓詩。韓愈說這詩不該由他來寫，要寫也該由李白或杜甫寫。可是謫仙、少陵已經離世，結果還是寫了一首洋洋462字，66句的七言敘事長詩。其實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從書法發展的角度，提過石鼓：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型變化如浮雲。
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
韓愈很自謙，《石鼓歌》寫得大氣。他說這些石頭啊，經歷了那麼多日子的雨淋日灸，幸而有鬼物守護才仍然存留。韓愈所見的拓本，雖然精細，可是原石剝泐過多，許多字也缺劃。不過，書法卻是獨樹一幟，字體剛健雄偉，高逸瑰奇。他用了許多雄健的比喻：
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
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躍水龍騰梭。
雖然無法完整地通讀，個別的句子仍可以辨識，石鼓上的文字，是四言詩，和《詩經》相似。因而怪責孔子，怎麼編纂《詩經》時，遺漏了這長詩，是不曾西行到秦，沒有看到這十首詩麼？以致小雅大雅顯得偏狹侷促，檢得了星星，把日月漏拋了。石鼓製作的時代，孔子或早已仙逝了。韓老夫子自稱好古，對於這古代文物無人賞識不禁涕淚縱橫。他認為應該好好保存才是，最適當的方法是用氈苞席裹，用駱駝負載運回太廟。他告訴國子監的祭酒鄭餘慶，最好把它們留在太學，和學生們講解研究。
韓老子的願望沒有實現。十個石鼓仍在陳倉之郊任風吹雨打，不斷風化，任耕牛磨角，牧童敲打，青苔漫生。也有讀書人來，隨意刻鑿，他感歎：
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
十個石鼓，唐代的皇帝們不懂珍惜，還是有看中它們的人。鄭餘慶任官陝西鳳翔時，把它們搬到鳳翔文廟。紛紛戰亂，換朝易代，五代之後，到了宋代。宋徽宗乃是個書法家。知悉在石鼓身上滿佈漂亮書體，就把石鼓由鳳翔徙置汴京辟雍，十分愛惜。時時搨拓賞賜近臣，這拓本為「宋內府賜本」。石鼓文遂由石頭文學史進入石頭書法史的時代了。
不過，石鼓到了宋代，卻只得九個，原來陳倉一位老鄉，見到石鼓，家中正缺一個石臼哩，就搬了一個回家。幸而有個叫向傳師的人鍥而不捨，在附近搜尋，終於在農家發現，這鼓一度走入民間生活，變成舂米之臼，比原來的高度短了一截，每行少了三個字。半個鼓總比沒有鼓好。十鼓兄弟又聚首一堂了。
石鼓文怎麼不進入石頭書法史呢，中國書法的演變，甲骨文之後，是鐘鼎金文，是大篆，然後小篆，再到隸書、楷書、草書、行草，石鼓文是金文和小篆的橋樑，從鐘鼎金文演變過來，字形不再大小錯落，布局也不是隨意任性，筆劃多的字寫得緊湊了，筆劃少則寫得寬闊些，字與字之間的距離均等，字的排列陣容整齊，有種王者瑰麗的氣象。
石鼓文的字體，有許多和鐘鼎文相似，那麼，它出現的時代，也在周秦吧。韓愈就當是周宣王時代物。把字刻在石上有各種各樣的碑和摩崖，摩崖只刻在山崖上，碑是刻在石形的石板上，石鼓卻是圓的，方的是石碑，圓的是石碣。石鼓文其實是石碣文。
躺在陳倉的石頭，一躺八百年，族群的數目就增多了，先是秦始皇吧，作了一次聲威煊赫的「東行郡縣」。除了上泰山刻石紀功外，又在嶧山、之罘、琅邪、會稽等地刻石，這些石頭上的書法，傳說出自李斯手筆，但書寫的內容，卻近儒家而多於法家。書寫的人大抵見到石鼓文，才想到要把歌功頌德的文章刻在山石上，所以字體就有石鼓文體的姿態，也是整整齊齊，像秦兵列陣，冠冕堂皇。
雖然，到了漢魏，流行起隸書來了，篆字畢竟難寫，但還是有《袁安碑》這樣好的小篆碑。不過，文字不是刻在圓石上、山崖上，而是刻在四四方方的石板上。碑石的族群由此繁衍增殖，足夠建一座碑林了。字體呢，也有篆書，以至楷書。許多碑石都受書家尊重，像《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都放在孔廟裏，和孔夫子一起受到禮遇。《曹全碑》則供奉在西安碑林，那應該是最成熟的漢隸，字劃剛柔互濟，提按相和。當然，更多碑石，和石鼓的命運差不多，竟然不知去向呢。
經過漢魏，到了唐代，真是石頭書法史上的鑽石時代，名碑如林，石鼓的後代也可謂桃李滿天下。這些石頭，不但有寫文章的人的姓名，寫書法的人的姓名，甚至連刻者也留名青史。
而石鼓呢，什麼朝代？不知道，紀的是那一個年代的事；不知道，十首詩是什麼人的作品？不知道，書法是何人手筆，不知道，石頭為什麼是圓形的，像一個個鼓？不知道。一切都是謎。漢朝皇帝介紹六經文字，刻在石碑上，立於太學門外，觀摩和摹寫的人，填塞街陌。唐代皇帝則把碑石放在雁塔，供人欣賞。而石鼓，仍在陳倉荒郊，日灸雨淋，一點一點剝蝕。
後人只好把石鼓當作偵探小說來讀解。
韓夫子向他的上司國子監祭酒建議把石鼓搬到太學去，沒有得到批准，鄭餘慶倒也沒有完全辜負老朋友的好意，也許是由於搬運艱難，路途遙遠。韓夫子說得輕鬆，找幾個駱駝就可把石鼓搬走。韓夫子沒見過石鼓，不知它們的輕重，駱駝根本背不動大石，得由幾頭大牛拖拉大車，才可搬動。於是國子監祭酒的意思，把石鼓搬到鳳翔縣的孔子廟去好了。六年後，不能不說世事冥冥中自有安排。這一次，把石鼓遷到孔廟去，倒像是孔子曾經過目，編入《詩經》遺珠。
孔廟到處都有，正宗的是山東曲阜，廟宇的建築群落建在一片園林之中，裏面放著不少刻石，刻石放在孔廟的園林中，當然要配合聖人的典範，譬如說《張猛龍碑》碑主張猛龍，曾是郡太守，在任期間，為百姓辦了許多好事，使得境內所謂「學建禮修，風教反正」，既興學有助於聖教，重承孔子的事業，把紀念他的碑安放在孔廟中是再適合不過了。至於《乙瑛碑》、《禮器碑》和《史晨碑》，都是記載魯國宰相請求在孔廟設置祭祀，修飾孔廟，製造禮器等等的事。這些碑本來就和孔廟有關，放在孔廟園林自然最切當。然而石鼓十個，寫的卻是漁獵殘殺，歌功頌德，如果說有什麼成就，就是詩篇和書法的美學高度，更適合放在太學門前，供學子研習。
石鼓文字的嫡傳，秦人之後，再傳下去，就該數李陽冰的篆書，小篆就從李陽冰，鐵線那麼微細地傳下去。從先秦到唐代，數數也近千年了。不論是詩作和書法都有了輝煌的成就，《詩經》之後出現了五言詩，樂府歌辭，陶淵明，進展為七言詩，有絕有律，唐代是詩的年代，詩人輩出，書法也從大篆進展到楷書。雲台山上有歐陽詢的《九成宮》，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立着褚遂良的《聖教序》，都是學子們必恭必敬學寫的字。詩寫得好，雖然傳誦時，受文苑尊崇，但不擔保可以擺脫老病貪困的命運，反而是書法寫得出色，可以身掛金魚袋，生活得以優哉悠哉。
十個石鼓進了鳳翔孔廟，總算有個歸宿，比起《袁安碑》是幸運得多。那《袁安碑》刻於東漢永和四年，不知如何被移到一個河南辛家村偃師的牛王廟裏，變作了供案使用，石刻面又朝下，根本沒有人注意，後來才被一個村童無意發現，引起注意。鄭餘慶把石鼓置於廟時，石鼓只得幾個，幸而到了皇祐四年，向傳師求諸民間，十鼓才算團圓。
大學士蘇東坡在鳳翔做官，一來是要到孔子廟拜祭夫子，二來是看看石鼓。只見文字鬱律彷彿蛟蛇走動，想讀，卻讀不出聲。不禁歎息道，韓公好古，見到石鼓文時已有余生也晚的感慨，何況自己又比韓愈晚了百年，勉強去辨認文字，只有六句可通，可見的是417字，可識者272字，而已。
蘇東坡和韓愈一樣，以為石鼓文字記的是周宣王打獵的事，可沒有想到可能是秦代遺物。當然，他們都熟讀過《詩經》。蘇東坡讀通的句子是汧殹石起首二句，以及最末的二句，即「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末四句為「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貫之，維楊與柳」。蘇東坡也和韓愈一樣，賦了一首《石鼓歌》，兩詩可以對讀：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
〔……〕
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
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惟鮪貫之柳。
蘇東坡長詩的收結是：
興亡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
細思物理坐嘆息，人生安得如汝壽。
幾百年後有位書法家吳昌碩，就常常取蘇東坡詩句寫對聯，其中就有「其魚惟鱮貫之柳，吾車既攻隮于原」。文句字體源於石鼓文。吳為石鼓文書法大家，不過，亦有人挑剔他對石鼓文認識不深，筆劃誤差甚多。
韓夫子與蘇學士既認為《石鼓文》乃宣王中興時作，會否想到這十首雅歌的作者可能是尹吉甫？汧殹石有一奇異的贅文，只剩半個險兒從石中依稀露出，這個字，會不會是「吉」或「甫」？他是文武全材的詩人。《詩經》在流傳中，不少文士的修飾，國風就不似完全是庶民之作，《詩經‧六月》：「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豈知不是吉甫粉絲竄入的句子？
東坡說：「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石鼓的確奇怪，是紀念那位君主，是什麼年代，都無記錄。如屬刻之紀功，人物，年代，事跡，題記怎麼都一言不發，神秘莫測？為什麼不鑄青銅器，而用石塊？用石又為什麼不做成碑，而製成碣？都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青銅昂貴，空間太狹窄？秦始皇也沒有青銅器。
自宣王即位到大宋英宗，時已二千年，經歷秦漢魏晉隋唐，石鼓也算長壽了，想想秦代有詩書之毀，而文字石刻獨盛，興亡百變物自閑，能閑就好。
蘇東坡在鳳翔為官，當然拓了石鼓文，細細研究，他的拓本十分珍貴，因為仍有417宋，在鳳翔孔子廟中見到石鼓的人，還有歐陽修，那是宋仁宗時期，1063年，他見465字。因為到了宋徽宗時，石鼓搬到皇宮中去，看似珍藏，可平常人無法得以一見了。
見過石鼓文拓本，加以研究的人，不下數百位。清人王漁洋更加把石鼓當作同學，伴坐一旁，研究書法、歷史。他說：
我來太學已八月，長日坐臥石鼓旁。
松風灑然送蟬語，一庭碧草生新涼。
嗟哉趩𧾨不可辨，如鉗在口誰能詳。
安得邀君坐東序，共窮史籀賡宣王。
秦人的刻石，還可以說說。秦代的人到底是居於西垂的邊緣人，哪裏有周人的文化和魯國人的禮數。周人的時代是青銅器文化的時代，鑄造了許多青銅器，除了酒壺酒爵這些實用品外，又懂得製盤製鼎，用來祭祀，還懂得製造尊，簋，用來紀功記事，讓子子孫孫永保存念，借鑑。這是很有歷史意識的。周人製作鼎尊時，一篇文章寫得精彩與否還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把年月日子，為某事某人而作，清清楚楚寫出來。所以周代的青銅器這類，無一不一出場就自報身世，我以為這影響了後來的元曲雜劇，譬如蕭何出場就說：
秦府圖書世不收，漢家刀筆我為優。請看約法三章在，第一功臣是酇侯。小官蕭何是也，本貫豐沛人氏，輔佐漢天子有功，官拜丞相之職。
別說中原人士，連番邦外藩也會吟詩上場，例如馬致遠寫的：
氈帳秋風迷宿草，穹廬夜月聽悲笳。控弦百萬為君長，款塞稱藩屬漢家。某乃呼韓耶單于是也。若論俺家世，久居朔漠，獨霸北方，以射獵為生，攻伐為事。
名將番王，連販夫走卒，婦人老翁，個個懂得說名道姓，哪裏人士，好讓別人明白。青銅器的銘識，正顯示了周人的身份認同、歷史意識。可是秦人就顯得馬虎糊塗得多。即使是秦始皇帝，威風赫赫，統一天下才二年，就率大臣東巡，到嶧山、泰山、琅邪山、罘山、會稽、碣石，在這六個地方刻了六篇文章在石上，表示自己的成就。丞相李斯，世傳寫得一手漂亮鐵線篆，如是竟也糊糊塗塗，沒清楚說明是什麼人寫的，什麼人刻的。直到二世皇帝元年，才下了一個詔書，命人在上述的刻石上加刻一段文字，說明是始皇帝所刻，使後世人不會疑誤。也是天意，碣石的石刻，掉落海中失去了，之罘刻石，刻了歐陽修見到拓本時，只存21個字，正是秦二世加刻的詔書中文句。第三塊的琅邪刻石，也只剩殘文13行，其中12行是加刻的詔書，第一行只有從者「五大夫楊樛」的題名。最有趣的還是會稽刻石，到了清朝康熙年間，一個大概是七品芝麻官知府，不知如何把碑文磨掉，改刻歌頌自己的文章。若是當初刻石上寫上秦始皇帝的大名，芝麻官也許就不敢造次。幸而乾隆年間的知府李亨特有點文化修養，把芝麻官的文章磨去，刻上了會稽石原本的翻刻本。
石頭畢竟是石頭，即使刻了字，也不能夠世世代代永遠保用。相比起來，青銅器就更加珍貴了。秦始皇帝還是幸運的，他的兒子不像埃及的法老，把前朝法老的紀功碑文磨掉，把碑石打碎，用作築砌塔樓的填料。然後換上自己的。
秦人不重視歷史，過了幾百年並無改變。再說，秦景公吧，死了之後，後嗣給他刻了一塊石磬陪葬。磬上刻了十六字：「天子偃喜，龔桓是嗣；高陽有靈，四方以鼎。」這是說：天子舉行喜宴，磬石的作者是共公、桓公的嗣子；因高陽氏在天有靈，國內才四方昇平。
總算有了改善。這塊石磬，倒是石鼓文引發的第一篇石頭文學史另一個章節，至於文字如何，價值幾何，就留待專家去鑑定。
歷代往事，金石家史學家都對石鼓的年代爭論不休，有的說是周文王，武王，有的，像韓蘇等詩人說是周宣王，有的就說是秦刻。依照石頭的模糊表現，無年無月，無名無姓的，肯定是秦刻。若說是周宣王，那就難以不想到鼎鼎大名的尹吉甫。
石刻雖說比不上青銅銘器珍貴，可它們又有優點，青銅器是自私的。擁有青銅器的人，把銘器收藏到家中，秘不示人，就是在廟堂，也只是留給子孫，都是為私己。別說看，問都問不得。誰敢去問鼎？石刻可不同了，形態姿勢都是開放的，光天化日，原野山崖，就是要公開給眾人閱讀。古時沒有報紙，書籍不易得，石刻就是書本，正是普及教育的好模範，這方面石刻可以進人石頭教育史。
秦始皇的嶧山刻石，據說是給曹操命人推倒的。魏武帝曾立法，嚴禁豎碑，說是「妄媚死者，增長虛偽，而浪費資財，為害其烈」。真是說得好。曹操就是有識見。
可惜後人變本加厲，到處豎立碑石，平民百姓死後，個個刻一塊石碑，欲求揚名千古。霸六尺黃土。幸而如今有火葬，骨灰四散江湖四海，回歸大自然。
秦始皇的刻石上雖無寫明是誰，但也仍可辨識，譬如「滅暴六強」，當然是妄媚秦帝。文章只有「皇帝曰」三個字。這可是令人糊塗。秦二世就看出來了。皇帝曰，難道我二世不是皇帝，三世不是皇帝？所以加上「始皇帝所為也」，可惜仍無年月，文中附有「廿有六年」，廿六年只是初併天下，並非刻石立碑的時間，石是廿八年刻的。
石頭詩如何解讀，自有專家們的研究成果，它朦朧，耐人尋味，倒啓發了後世許多的詩作，字體也引發不少書法家的模寫，再而發展，然則這些石頭，是否也同樣通靈，有生命？
（全文完）
文˙西西
編輯˙林曉慧